▲刑事司法防止冤案的重要課題，在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對於死因的鑑定，而這又得仰賴完備的法醫制度。（圖／視覺中國）
日本最高法院於6月26日駁回大崎事件的再審聲請，由於再審聲請曾由下級法院裁定開啟，卻遭最高法院撤銷駁回，引發議論。而此案判決有罪的證據，除了共犯自白與目擊者陳述外（可參考筆者著：吳景欽／從日本大崎案再審駁回看目擊供述的不可靠性），就是死因鑑定報告。而關於死因確定，若不能在第一時間釐清，之後要藉由再行鑑定來翻轉案件，實有極高的難度。
1979年10月，在日本鹿兒島縣曾於郡大崎町的某堆肥屋內發現了原口四郎的屍體，死者的長兄及其妻子（原口綾子）、次兄及其兒子，總共4人被列為殺人共犯，犯罪動機則為領保險金。而當時由鹿兒島大學法醫學教授城哲男所做的鑑定，判定被害人頸椎前的組織出血，而認定是頸部受壓迫的窒息死，也就是他殺。不過此位教授在鑑定前，並未從警方得到任何與此案有關的訊息。
因在屍體發現前數日，被害人曾因騎腳踏車摔落水溝，在無意識狀態下被送回家中。城哲男教授在鑑定完後得知這個訊息後，再度檢視死因，並認為頸部出血可能是摔落水溝所致，因此撤回他殺的結論，但為時已晚。
也因此，於再審聲請時，義務辯護律師團即委請東京醫科大學法醫學教授吉田謙一重行鑑定，並做出頸部出血可能是過度伸展，並伴隨低溫失血是死亡原因所在。救援律師即以這個鑑定報告與對供述的心理鑑定為新證據，而提起第三次的再審聲請。鹿兒島地方法院、福岡高等法院也認同如此的鑑定報告，並因此認為被害人是因摔落水溝被載回家後，因失血過多而死亡，故裁定再審。
只是來到日本最高法院，雖尊重吉田教授鑑定的科學性，卻認為這只能是種假說。因此案發生已經久遠，屍體已經不在，吉田教授僅能從當初所留存的照片與相關卷證進行檢視，而非親自解剖，故對於死亡的經過時間與原因，就不可能明確，只能是一種假設，不具有開啟再審所必須的新規性證據之要求。
對於日本最高法院於大崎事件開啟再審的審查嚴格性，並非僅是個案，也不只日本是如此，像台灣，恐也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這又不得不讓人省思，在當初認定是他殺的鑑定報告，有可能是在相當匆促的情境下所為，卻對司法者的心證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而在有罪確定後，若欲翻案，卻在當初已經進行勘驗，甚至解剖下，就算屍體於現今仍為保存，恐也無法再行解剖；更何況，有更大的可能是屍體已不存在，就只能藉由照片重行鑑定，而因此所為的鑑定報告是否足以翻轉案件，恐又流於法官高深莫測的內在意志。
從大崎案的再審困難，凸顯出案發第一時間的死因鑑定之重要性，而這又得仰賴完備的法醫制度，不管是在質與量的充分配合，於日本或台灣而言，都是刑事司法防止冤案的重要課題。只是對大崎案當事人原口來說，其已高齡92歲，能否等到更精確的鑑定報告出爐，實屬未知之數，讓人備感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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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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