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稅災問題嚴重，近期一件課稅案件，讓某公益社團（下稱NGO）萬般無奈下，跟國稅局打起行政訴訟官司。（圖／視覺中國CFP）
近年來，在許多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共同發聲下，持續推動法稅改革，已著有成效。例如：攸關納稅人權益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歷經多年的闖關，終於在2017年12月28日正式上路實施，雖非完善，但令人鼓舞。遺憾的是，台灣稅災問題仍然很嚴重，像是深受「萬年稅單」所苦，纏訟22年之久的太極門稅務冤案，至今仍然沒有獲得解決，或因慮及績效獎金誘惑使然。而最近發生一件課稅案件，讓某公益社團（下稱NGO）萬般無奈下，跟國稅局打起行政訴訟官司。
起因是王姓慈善家於生前的2010年底，以個人名義捐助乙筆善款給NGO，用以推動司法改革、人權教育及出版人權書刊，以提升國民正確人權觀念，用心良善。殊料，2017年初，NGO突然收到國稅局贈與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載以「納稅義務人姓名：王OO（歿）改課受贈人NGO」等語。NGO因不服國稅局發單補繳贈與稅，申請復查、提起訴願，但都吃了敗仗，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官司竟意外成功。
合議庭法官突破不義稅制框架，發揮獨立審判精神，以國稅局補徵贈與稅「已逾5年核課期間」為由，判決NGO勝訴，一改民眾過去對於行政法院就是「敗訴法院」的刻板印象，令人讚賞。
本案值得討論的兩個爭點是：第一，NGO是否為納稅義務人？合議庭判決書指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622號解釋，我國已於2009年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增列該條項第3款規定，若贈與人「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則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且法院亦認為，本件NGO為「社團法人」，而非「財團法人」，並無同法第20條「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適用餘地，故仍認定NGO為本案納稅義務人，此容有再商榷餘地。
一般而言，捐贈對象若為財團法人，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就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第1項第3款不用計入贈與總額，也就是享有免稅的優惠。惟若捐贈社團法人，只要超過220萬元，捐助人仍要課徵贈與稅。眾所質疑的是，何以該款有關不用計入贈與總額的規定，僅限符合條件之財團法人，而不及於從事公益的社團法人，此與鼓勵公益捐贈之立法意旨背道而馳。
反之，於所得稅課徵時，只要捐贈給對從事社會公益之團體者，不論是社團或財團法人，皆得為限度內或全額扣抵所得稅（《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惟於贈與稅時，竟忽略公益、慈善等性質之社團法人對社會之貢獻，予以排除適用，似是鼓勵眾人選擇不向公益社團法人為捐贈，厚此薄彼，顯然不符合租稅平等原則，此應為法律制訂之疏漏，期盼未來在《遺產及贈與稅法》相關條文內增列「公益社團法人」等文字，使捐贈予公益社團法人者，亦得免課贈與稅，以補立法漏洞，促進社會公益活動之健全平衡發展。
第二個爭點則是，本案核課期間究竟為5年或7年？誠如判決理由寫到，由於「贈與人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而改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此項轉嫁的納稅義務只是立法上「稅捐政策」的選擇。但若此狀況，受贈人並無該當隱匿、故意不申報之可歸責事由存在，此時不課責擁有調查資訊權之被告稅捐機關「未及時處理」之懈怠不作為，抑且未能善盡《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1條第2項證明責任，反而要欠缺故意或過失責任且既無能力知悉「贈與人死亡前有無申報贈與稅」事實之受贈人，承受對贈與人「未於規定期間內未申報」延長2年核課期間之稅捐非難結果，已屬受贈人「額外的課稅負擔」，有違延長核課之法理，顯有失衡平。
從而，國稅局雖主張財政部1986年6月19日台財稅第7549653號函稱：「二、稅捐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第1項規定，將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由贈與人改為受贈人時，由於贈與事實、贈與標的與贈與當事人並未變更，故原核課期間自不宜重新起算」，然該行政法院則以顯失公平為由，不予採用，判決其敗訴，凸顯司法獨立審判有效把關制衡行政權的濫用，值得喝采。
美國哈佛大學前法學院長龐德教授曾提到：「應當永遠記住，正義總是存在於個別案件中。」事實上，追求個案正義往往是邁向通案正義的起點。本案尚未確定，基於國稅局傳統保守的本位主義，固無法期待其放棄對NGO上訴，未來祇寄望最高行政法院亦能站在人權的高度審查，維持原判建立範例，讓財稅高權有所抑制。
筆者並呼籲財政部應再積極改善賦稅制度，主動廢棄不再援用上開違反人權保障之函釋；同時，也應廢除或調整現行《稅捐稽徵法》第39條第2項：「訴願前必須先繳納半數稅款或提供擔保」，否則移送強制執行苛責納稅義務人的條款，以保障人民訴願救濟的正當程序權利，實現公平課稅之理念，稅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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