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鏡週刊
台灣手機普及率今年已達124％，食衣住行、人際互動，全在一方小螢幕。滿街都是低頭滑手機的人，「手機忘記帶」成為生活裡最大的災難。 不用手機的生活，已難想像，但我們採訪了一些拒絕使用手機的人，他們是親友眼中的怪咖、社會邊緣人；但放棄了手機帶來的便利，他們期待的是簡單、專注和自由。 我被電話嚇到了
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
年齡不透露（推算約65歲）
新北市
影評人
訪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有幾種找他的方式：發傳真（但李家傳真機是否正常運作未可知）、致電他的影評人好友詢問他最近在哪些電影節出沒（去戲院堵人需要好運氣）、晚上11點之後打去他家看看（但很可能外出找有冷氣的地方寫稿）。
話講不完 耽誤觀影
幸而李家傳真機沒壞，深夜我們通上電話，採訪當天他蓬著一頭亂髮現身，因遲到15分鐘，他顯得慌張羞愧，不斷道歉，隔天又寫傳真再次致歉。為此小事人仰馬翻，何必堅拒手機於千里之外？
他的理由是：「我的人生有漫長的時間被電話害得很慘。」年輕時，同學失戀向他訴苦、好友找他討論劇本，晚上9點電話來，一直講到第2天早上6點，「我媽以為我交了一些愛講話的朋友，電話永遠講不完。」他深感苦惱，為了避免耽誤看電影的時間，長達10年他索性連室內電話都不辦，只裝傳真機，「我被電話嚇到了。」
精確地說，嚇到他的，是自己無盡的善意溫情（朋友失戀不聽她訴苦，自殺怎麼辦）、近乎強迫症般的專注執著（任何事都要盡心盡力，包括講電話閒聊）、討好他人的傾向（怎能故意不接或不回電話），以及不由自主的潔癖（手機和雞雞上有多少細菌汙垢，尿尿前後都得徹底洗手才行）。
他是台灣第一代知名影評人，本名「李幼新」，因為太愛他飼養多年的鸚鵡和鵪鶉，2006年改名「李幼鸚鵡鵪鶉」，今年得知姓名字數並無限制，又改名「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不用手機，聯絡不便，他獨來獨往，不曾戀愛，與他人無所牽扯。不會有鈴聲隨時響起，他日日待在戲院裡專心看電影，觀影結束就寫影評、寫日記。他也承認自己沒有生活可言，「我的生活只有電影了。」如此專注投入，使他成為電影圈中頭號傳奇人物。
資訊焦慮 感恩科技
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也不用電腦、不看電視，對3C產品興趣缺缺，唯獨資訊焦慮無藥可醫，他每天買1至3份報紙、看1至3場電影。電影永遠看不完，他還瘋狂收集影片，從錄影帶一路換到DVD，砸下大半收入的結論是：「我永遠追不上科技。」
這也是不用手機的理由之一：「誰知道手機會不會也是這樣讓我累死？」報紙也永遠看不完，他不肯丟，家中堆得滿坑滿谷，連平躺入睡的地方都沒有。他苦笑：「一個濫情的人就是這樣啊。」
一貫自棄自貶的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一再表明不用手機的人並無值得標榜之處。他說，急切時朋友都慷慨地借他手機；找路或問時間，路人也都掏出手機幫忙，他一臉虔誠：「手機的好處還是有被我用到，對於別人使用手機，或者手機本身，我是非常感恩的。」
他舉西恩潘執導的電影《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為例，男主角放棄了現代生活，遠赴阿拉斯加體驗荒野生活，被視為充滿理想主義和追尋自我的勇氣。只有他看穿其中矛盾：「整部電影在說別人是被現代科技綁架的昏庸族群，對比男主角是最有反省、最勇敢的一個人，問題是男主角得搭便車才能抵達荒野，使用別人的科技產品來幫自己造神，根本是睜眼說瞎話嘛。」
李簡直討厭那部電影，「我從男主角的行為看到我自己，是多麼偽善和矯情。」他譴責自己：「我有求於人的時候，就十萬火急打到別人手機；朋友要找我的時候，卻根本找不到我。這不是平等的對待，是一個非常自私的行為。」
唯恐被錯愛過譽，他懺悔：「我沒資格說自己排斥手機。我是榨取你們大家，換得一種好像清高、特立獨行的形象，事實根本不是這樣。」放棄現代生活，獨居在社會邊緣的老男孩，擺著卑微低姿態，交換的僅是不用手機的一點任性。
不想隨時被找到
外星人
35歲
台北市
廚師
因為常被朋友消遣：「這年代不用手機的根本是外星人嘛！」外星人索性以此作為化名。每晚下班回家打開電腦連上臉書或LINE，才有機會聯絡上她。拒用手機的理由很多：3C白癡學不會、不小心就摔壞、不擅言詞不愛講電話、害怕人群不需要社交…。
母親高壓 熟年叛逆
經不起追問，外星人招認：「可以不用手機，不讓媽媽隨時找到，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叛逆，但很自由的事情。」30多歲才進入叛逆期、開始家庭革命，外星人的心情混雜了罪惡感、自我懷疑和說不出口的高興。
外星人2歲時父母離婚，經商有成的母親對她管教嚴格，關注也異乎尋常，「國中時我和同學去吃飯，回家後，媽媽責備我說，跟同學在一起怎麼笑得那麼瘋？」原來母親特地「路過」餐廳監看她與同學的互動，「我覺得好可怕但說不出哪裡不對勁。」
國中畢業，住在美國的父親接她赴美讀書，沒想到，「爸爸在飛機上遞給我一封信，上面寫我有新媽媽了。」此後，父親幾度結婚離婚，本就內向少言的她自覺格格不入，「我就選離家最遠的大學去讀。」
26歲，母親罹患重病，外星人決定返台扛起照顧責任。2年後母親病癒，外星人重回職場，母親卻不時來電抱怨身體不適，手機沒接就打辦公室，「她會刻意撥總機，再請總機轉接，讓大家都知道媽媽在找我。」母親還會打給主管，「說不要讓我工作太累」溫和靦腆的外星人終於凍袜條，低聲罵：「天啊！干妳屁事！」
外星人對母親由服從、恐懼漸轉為惱怒。2016年，一直考慮轉行當廚師的外星人去紐西蘭讀了2年烹飪學校，這是她為自己而活邁出的一大步。回台後，她展開廚師新生活，還未能下定決心脫離母親掌控，象徵性地辦了一支智障型手機備用，「收訊很不好，其實跟沒有手機也差不多。」
重述病史 渴望關注
但母親康復後，不放棄扮演病人角色，時常半夜要求掛急診，醫師檢查一切正常，「我睡到一半被挖起來，擔心得要命，結果媽媽只是躺在急診室睡覺。」外星人試著漸拒絕配合，早出晚歸減少與母親相處機會。
2年前，2G基地台全面關閉，智障型手機無法再用，外星人順勢停掉門號。此番大動作等同宣布獨立，大戰一觸即發，外星人與母親的關係急降至冰點，甚少交談。她微笑：「媽媽一直重複講生病的事，所以她得積極認識新朋友，不然很快就沒人要接電話了。」
除了母親，要求外星人隨身帶手機的還有戀人，「對方會需要知道你在哪裡、在幹嘛，為什麼不接電話？」外星人的答案是去散步、去圖書館，戀人通常不大高興，「為什麼不找我一起去？」此時她便無法維持耐心，「我需要保有很多獨立空間，不然容易感覺被壓迫。」她談過2次戀愛，都因此摩擦，戀情數月就告終。如釋重負，她又擁有了不用手機的自由。
幾個月前，母親宣稱半身麻痺疑似中風，外星人深夜返家看到親戚留下字條，慌忙趕赴醫院，折騰數日才知又是一場虛驚：「媽媽寧可被送進加護病房受罪，也要測試大家到底有沒有在意她。」她無言以對。人生而不自由，有愛就不自由；即使不用手機，也未必能換來自由啊。
有限生命尋價值
鄭麗燕
68歲
台北市
退休法官
鄭麗燕2年前從法官職務退休，無公務電話又不用手機，亦無臉書或LINE。我上網查知她每週五上午固定在新北市府提供法律諮詢，幸運找到她。
她經手的名案有國光人壽破產案、鴻源吸金案，皆拖延多年、受害者眾多。她不畏繁瑣，將賠償金送到數萬受害人手上，被視為勇於任事的司法鐵娘子。為何不用手機？「打辦公室電話一定找得到我，要手機做什麼？」退休後，她還是不用手機，她按捺不耐：「一個人的生命有限，你的人生價值在哪裡？」不如把時間投入公共事務和法治教育，「我去上課很多眼睛盯著我，多有成就感！」
30年來，她在是非之地扮演判斷是非之人，訓練出理性節制，不隨人起舞的習慣。使用手機過度社交、炫耀比較，她甚不以為然：「看別人到哪裡吃喝玩樂就想去，人云亦云，有沒有獨立人格和思考能力？」她至今未曾出國旅遊，對社交不感興趣，不加入任何團體，「會聯絡的就會聯絡，不會聯絡的幹嘛去騷擾人家？」
牽掛兒子 電郵聯繫
鄭麗燕也避談家庭生活，僅透露育有二子，丈夫同樣學法律。她與丈夫和一子同住，生活各有重心，「我先生從來不問我為何晚歸。」因長年忙於工作，她無暇陪伴兒子們，「兒子小時候說週末能不能帶我們出去玩，我都說等我判決書寫完，其實判決書永遠寫不完…」硬邦邦的語氣滲進一絲自責：「我這樣是不是很自私？」
她說了一段小故事。未同住的另一兒子最近出國考察，怕他錯過早班飛機，鄭麗燕想給他morning call，又提議坐計程車，兒子婉拒了；到了機場，兒子貼心地打電話告知一切順利，但她已離家搭高鐵南下趕赴演講。為讓她心安，兒子抵達目的地後寫電郵報平安，約定每日一封。
某日，鄭麗燕沒收到信，牽掛到深夜寫信詢問，隔天清晨5點多立即收到兒子回信，原來是太累忘了。她十分窩心：「這也是一種溝通啊。誰說一定要天天膩在一起、滑手機傳訊息才算有經營？」此時她瞇眼微微笑，剛毅的臉部線條轉趨柔和，一瞬間從神壇上理性威嚴的司法鐵娘子，變回一個節制著滿懷牽掛的平凡老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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