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港女箱屍命案兇嫌的陳同佳，將於10月底出獄，傳出其願意來台投案，但無論是法務部或陸委會卻發出新聞稿強調，不接受任何未經司法互助協議的遣送。這就產生一個疑問，所謂「送中變送台」，其中是否必有詐？
就陳同佳案來說，於行為與結果地皆在台灣的情況下，基於刑法第3條的屬地主義及證據蒐集的便利性，自然是由我國法院管轄為優先。只是行為人在犯案後便逃回香港，就算檢察官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2項，以被告所在不明但證據充分來起訴，也會因被告不在台灣，致陷入停止審判的狀態。因此，在行為人、被害人皆為港人的情況下，難道香港對此案沒有刑事管轄權嗎？
一般來說，大陸法系國家，除屬地管轄外，還會有屬人管轄的規定，如我國刑法第7條或對岸刑法第7條第1項，皆規定本國人於領域外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皆為刑法效力所及。而就英美法來說，就比較強調屬地主義，於屬人主義，就顯得有所保留。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在英美法採行當事人主義及陪審制度下，所有證據都須於法庭上提出，故本國人的域外犯罪，相關證據皆不在國內，就易陷入蒐證，甚至是審理的困難。
而就香港來說，雖在1997年回歸中國，但因實行一國兩制，於刑事管轄權的認定還是沿襲英國法制，故於陳同佳案，就只針對其回港後的竊盜、洗錢等罪為訴追，控方雖曾向法院追加殺人罪的訴因，卻被香港法院所拒絕，凸顯屬地高於屬人的管轄權特性。
只是法務部指出，陳同佳的殺人行為應在來台前就有預謀，港方仍可以其犯預備殺人在想港，致有屬地管轄權。惟所謂預備或預謀，成罪要件不夠明確，更少有外顯的行為，既易落入恣意判斷，也不易找尋證據。總不能以事後用行李箱裝屍體，即認定買行李箱就是預備殺人。更何況，就算找到證據，也只能針對預備殺人的部分，不能因此就推斷有殺人既遂。
不過，香港對殺人罪管轄的欠缺，難道不能由台灣所提供的諸多證據來加以彌補嗎？這裡必須考量的是，我方所提供的相關證據，如目擊者的供述筆錄或鑑定報告等皆屬傳聞，在無任何可信性擔保下，都必須被排除於法庭之外。起訴後，若無法在技術上，讓位於海外的人證接受當事人的交互詰問，既無法實踐程序保障，也可能陷入審理不能的狀態。
故在目前，台、港對於陳同佳殺人案皆有其訴追困境下，惟有藉由刑事司法互助才能去填補這個治罪漏洞。而就港府來說，原想以通過逃犯條例的修正來解決，卻因此引發怒吼而撤回，致會走向個案協商，以圖紓解群眾運動的壓力。但就我政府而言，對於香港以此案為由來修逃犯條例，已有不滿，自然對現今送台一事，浮現更多質疑，致會以簽訂常規性的互助協議為訴求，以免掉入一中的圈套。雙方的想法與目的皆可理解，卻使本案的僵局難在短時間內被打破。
試想，如果沒有引發如此大的風暴，陳同佳案的司法互助是否會變得如此複雜，實在耐人尋味。不過，台、港兩方的主事者都須體認，既不會因簽了司法互助協議，就代表主權獨立性得以伸張，更不會因把人犯送台，就可解消人民的怒吼。更重要的是，任何政治的算計都不應超越生命權絕對保障，這個最高且最重要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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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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