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鏡週刊
在街頭，我一直比較少機會碰到女性街友。有次在公園掃地的阿華告訴我，公園內涼亭最近來了一個女街友，街友因為怕被趕，經常睡一晚，隔天一大早東西收一收就離開了，於是有一天，我很早就去公園，想看看能否跟她聊一聊。
清晨五點多，公園非常舒服，隨著車聲越來越吵，大家要上班上學，遊民已經一一離開公園涼亭，只剩下阿華說的那個女街友。女街友留著短髮，看起來四十歲上下，從她有點髒汙黝黑的臉，依稀可以看到她清秀的樣子，阿華說她看到這個女街友已經有四、五年了，估計她應該流浪至少四、五年了。
我問她流浪幾年了？她抬起頭，眼神有點迷茫的說她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幾歲。原來，當一個人失去社會關係，沒有人跟你說話，最後就是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當時她的精神狀況已經很不好了，已經無法跟我交談了，我猜測她有精神疾病，因為跟家人的衝突摩擦，逐漸就跟家人失去聯繫了。
當年那個眼神迷茫的女街友，一直讓我惦記著，我覺得有機會一定要訪問到女街友。訪問女街友很困難，因為她們充滿戒心，她們在街頭生活更困難，很容易被欺負，處境比男性更惡劣危險。我甚至聽過輔導街友的志工提起，曾有女街友被性侵懷孕的事，但是我一直無法證實。
女性街友在街頭 她們的生存守則
這些年，或許是因為離婚跟家庭結構的瓦解越來越嚴重，女街友越來越多。2010年，當代漂泊成立，這是一個幫助街友的民間組織，我認識了裡面的社工郭盈靖。盈靖在當時康定街的跳蚤市場認識了已經流浪十年的一個阿姨，她因為先生會打她，很年輕就離家到臺北，小孩就留給先生撫養。阿姨剛開始做生意，年紀大了生意不好，就去批些貨到跳蚤市場賣或去撿回收。那時康定街的住戶晚上會把家裡東西清出來，盈靖曾有好幾個晚上幫她整理能賣的包包、鞋子跟衣服。
雖然阿姨是可以租2、3千塊的房子，但是她最後還是沒有租，因為這樣的房子通常都在暗巷，環境惡劣，門鎖又不安全，阿姨擔心自己工作完都很晚才回家，如果有人尾隨在她身後，對她做什麼可能也沒有人可以幫他，不如住在外面，遇上壞人還可以大叫。她到處睡，睡騎樓被趕，就睡公園，每天就帶著自己的家當移來移去。在街頭，她常睡到半夜被捏鼻子或被人丟石頭攻擊。她非常想家想念孩子，好希望再見孩子一面，但是她先生不准。因為長年睡外面，都睡不好，加上工作勞累，阿姨身體很差，57歲就走了。
2011年，市政府辦花博，看龍山寺附近睡了很多街友，但是觀光客又多，市政府想整頓市容，每到晚上，就開始噴水驅趕遊民。那年冬天特別冷，很多遊民被噴到重感冒，沒辦法好好睡上一覺，苦不堪言。一般人平常一天沒睡好，就非常痛苦，更何況街友日日躺在街頭，街頭狀況這麼多，可能被趕，還有蚊蟲這麼多，又睡不暖，現在政府又找人噴水驅趕，那年年尾，這件事情鬧得很大，我在那時認識了阿春。
阿春那時就睡在龍山寺那附近，寒冬裡，阿春鋪個紙板，蓋個睡袋，可是睡袋裡冷冰冰，好不容易睡暖了，警察就把他挖起來，清潔人員就開始噴水洗地板。那時有市議員在議會大罵萬華街友影響市容，要求市府對他們持續噴水。每晚被水噴到無法睡覺的阿春因此罹患了重感冒，非常痛苦，他說，這政府簡直是把他們當垃圾，想把他們清掉。她鼓起很大的勇氣站出來，跟當代漂泊一起開了記者會抗議。
女街友通常是離婚，或是未婚的貧窮女性，因為失去家人的聯繫，再無一技之長。阿春就是這樣，她是雲林人，家裡非常貧窮，兄弟姐妹也多，她小學沒畢業就出來幫人打掃，後來在電子廠上班，做沒幾年電子廠就說要去大陸，她被裁員，從此阿春就很難找工作。後來她父母過世了，她回老家，被嫂嫂趕出來，其他兄妹各有家庭，阿春也不好意思麻煩他們，開始流浪到北部。阿春想透過婚姻找到依靠也很難，她說，頭路不穩定，日子艱苦，我不敢嫁；也嘸人敢娶我。這些女遊民就像日本社會所說的最貧困女子，因為各種無緣——家庭關係無緣、人際關係的無緣以及制度的無緣，與障礙——罹患精神疾病（精神障礙）、由於家境不佳失去受教育機會，難有穩定工作（發展障礙），從小便注定日後貧困的命運。
每到入冬 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最近，我問社工盈靖，台北車站這幾年對待遊民的態度有什麼改變？遊民的生活處境可有改善？盈靖說，經過當代漂泊持續跟台北市政府以及北車管理處溝通，北車管理處製作了大型置物袋，現在遊民只要把家當都放在置物袋裡，北車管理處就不會清理掉。一班民眾似乎也越來越感受到，這是個高風險的社會，也不認為自己工作是那麼穩定，也隨時可能失業，因而越來越理解接納街友。
現在每到冬天，有人會想到在台北車站這些街友可能睡不暖，就訂些床墊跟睡袋，送去給街友。還有慈善團體跟公司送便當到北車給街友吃。整個社會氛圍對街友越來越友善。北車那邊的街友的物資相對是充裕的。就這點看來，台灣社會還是有進步。這是當記者的好處，會看到長時間社會的變化，以及在這個社會變化裡，人的變化。
2011年，阿春跟我哭哭啼啼講到，警察怎麼趕她，她因為睡不飽，身體因而吃不消。後來她認識了一個男性朋友，兩人舉牌存了一點錢就一起去租房子，當然房子環境不好，還會漏水，但是至少可以好好睡個覺。只是去年她又回到台北車站，可能跟男性朋友分手了。
女性街友在街頭通常會找個男性朋友保護他們，像現在北車一些年輕的女性街友，她們因為父母離婚，跟著父親或母親，可能因為父母管教嚴格，或父親再娶，無法跟後來的繼母以及兄弟姊妹相處，就來到北車，通常她們也是會找個男人陪伴，甚至一起去租房子，一起分擔經濟，可是當關係斷了，又得再回街頭生活。
把街頭當家 即使她們有個「家」
盈靖提到他在北車認識了兩個很不一樣的「女性街友」，其中一個當阿嬤了，是個鑽地工，當時機場捷運正在蓋，她就在機場捷運Ａ1那裡工作。她老家在中部，透天厝還是她跟先生一起蓋的，他們有五個孩子，倆人談好分工，先生在老家種田，她就出來工作。因為種田收入不穩定，總是要到收成才知道今年有多少收入，農村又沒有什麼工作，她就出來繼續做鑽地工的工作，哪裡有工地，她就去哪裡做工。她也去過六輕，但是她說，六輕空汙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她離開那裡，北上到機場捷運工地做。晚上，她就回中和娘家住，但是通車實在太遠了。
每次下班後，她就到台北車站坐坐，吃點東西。有天她突然發現，怎麼越到晚上，台北車站人越多，然後入夜，很多人睡在台北車站，她觀察好長一陣子，開始跟人聊，逐漸了解為什麼他們要睡在這裡，各有各的心酸。她覺得，這裡很安全，自己睡這裡好像也不錯，於是每天下班在工地梳洗後，她也開始睡在台北車站。每天她在工地領的工資就存起來，一個月存好幾萬塊，兩三年後，她跟盈靖說，她存夠錢要回家了，她一個孩子要生小孩了，她要回家幫他帶小孩。
另外一個女街友是一個中年阿姨，她因為推個行李箱，沒有用置物袋裝起來，盈靖提醒她，會被北車清掉。沒想到阿姨跟盈靖說，沒有關係，因為她白天會回家，晚上才會來。阿姨才說，她離婚了，小孩跟著先生，早年她靠著車縫，賺了一些錢，在台北買了間小套房，可是每天一個人待在那間小套房，她寂寞的快發瘋了。有一天，她來到北車，發現人來人往，很熱鬧，也開始跟這些遊民交談，她也覺得睡在這裡不錯，還有人發便當。她說，自從來台北車站睡覺以後，她的身體變好了，憂鬱症也沒了。
台北車站看起來是個交通的轉運站，可是又非常有包容性的涵容各式各樣的人。人生艱難，當社會越來越理解弱勢族群，願意善待他們，似乎就可能讓這些人的處境不再那麼悲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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