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JOKER）無疑會是我今年最喜歡的電影，沒有之一。靈感來自於DC漫畫的《小丑》，堪稱脫胎換骨，為小丑的起源做了另一番詮釋。而一部具有深度意涵的電影，自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身為一個執業律師，不免要把本片與我的工作經驗連結，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以下討論將涉及部分電影情節）。
貧窮的對立面非富有而是正義
美國知名人權律師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曾不只一次的感嘆：「在這世界的大多數地方，貧窮的對立面並不是富有，而是『正義』。」誠哉斯言！在我工作中遇到的刑事犯罪，雖然不能說全部與貧窮有關，但因貧窮而犯罪者絕不在少數。
貧窮的人雖然未必會為了錢犯罪，但卻會因為貧窮所帶來的其他因素或壓力而犯罪，例如因社會地位的低微、不受關注等等，轉而變成對社會的仇視，再進一步犯下罪行。
電影主角亞瑟‧佛萊克（Arthur Fleck）最初也是一個善良的凡人，亞瑟與他的母親生活非常困苦，他從一個飽受欺凌的舉看板小丑，到因此帶槍自衛，卻在兒童醫院表演時被發現隨身帶著槍，最終丟了工作，而在此狀況下，亞瑟仍安慰母親：「我不要妳擔心錢，或者是我，媽。」不難想見其內心承受的壓力。而亞瑟的第一次犯罪，就是在經濟的壓力積累下而爆發（當然還有另一根最後的稻草，容後討論）。
我認為，窮人難以擁有的正義有兩種，第一是保持善良的資格，第二則是被社會公平對待的資格。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亞瑟如何從善良轉變成對社會充滿仇恨，而由劇中富人代表的湯馬斯‧韋恩（Thomas Wayne）的談話，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整個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是用何種心態看待像亞瑟這樣犯罪的窮人。他說：「正是這些人（中產階級或富人）把生活變得更好，已經創造了生活的人，總會把那些沒有（創造生活）的人當作小丑。」資本主義固然為經濟的成長帶來莫大貢獻，但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卻容易把貧窮的原因歸納為窮人努力不夠或能力不足，且這種失敗毫無半點值得憐憫同情之處。
即便在資本主義下，出生在富裕家庭與貧困家庭者的起跑點本就不同，且每個人的天賦才能也不盡相同。沒有人可以否定麥可‧喬丹（Michael J. Jordan）是透過不斷努力而成功，但我們也都清楚，不是只要付出同等努力的任何人都能成為麥可‧喬丹。如果把貧窮視為一種失敗，且認為這種失敗應該要徹底的歸咎在窮人身上，那就是讓窮人永遠得不到正義的根源。
不要忘了亞瑟在槍殺他的偶像莫瑞前的咆哮：「您（莫瑞）認為像湯馬斯‧韋恩這樣的人（富人）曾經想過像我這樣的人會怎樣嗎？想過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別人嗎？沒有。他們認為我們該像好孩子一樣坐在那裡接受它！然後我們就不會像狼人般狂哮！」今年另一部描寫貧富差距的電影傑作《寄生上流》，其中經典的台詞：「如果我有錢，我也可以很善良。」富人要善良，確實比起窮人容易太多，但貧窮絕不是原罪，至少沒有任何一個窮人應該要因為貧窮而遭受否定。
記得劇中一幕—年幼的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與亞瑟僅隔著一道無法翻越的鐵門，讓人不禁想像，如果兩人家世背景互換，布魯斯‧韋恩未必不會成為小丑，亞瑟又何嘗不能當一回蝙蝠俠。如果布魯斯‧韋恩沒有富可敵國的家產，他的那些蝙蝠車、蝙蝠裝又要從何而來？縱使再善良、再有正義感，他都只能當個《黑暗騎士》開場時，那種穿著布衣、毫無裝備，在觀眾心中像是搞笑藝人般的山寨品。
嘲諷與冷漠是「怪物」的產地
亞瑟因為罹患了罕見的精神疾病—假性延髓情緒（Pseudobulbar affect），時常不由自主的放聲大笑，悲慘的是，他不合時宜的大笑往往會造成另一段悲劇的發生，所以他在隨身的筆記本中寫著：「罹患精神病最糟的是，大家都希望你沒病。」
亞瑟最終犯下了無可饒恕的罪行，他持槍殺了人，剝奪他人的生命權，對人性尊嚴給了最大的否定。然而，這樣如同「怪物」一般的亞瑟，又是如何被他所處的社會創造出來？
亞瑟所處的社會，給予他的不是嘲諷就是冷漠，對於亞瑟來說，嘲諷或許又好過冷漠，因為嘲諷至少能夠證明自我的存在（即便是一種否定人格的形式），但冷漠會導致自我的存在感日益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逐漸增強的疏離感（Alienation）。所以亞瑟在地鐵犯罪後，即使大家只知道兇手是一個小丑打扮的人，但亞瑟卻得到了存在的肯定，他說：「這輩子我從來不確定自己是否存在……，但現在我確定自己存在。」雖然，人一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是存在的開始，但這份存在感很難僅憑自我的察覺來維持，往往我們更依賴他人的回饋來確認，亞瑟亦是如此，這也是為何他在殺人後，會如此強烈的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殺人後的亞瑟就像獲得自我的存在，會不經意的翩然起舞。（圖／《小丑》劇照）
立德、立言、立功，何嘗不是一條用以確認自我存在的最佳路徑，但亞瑟的選擇為何是犯下罪行？或許我們應該要問，亞瑟最初在地鐵槍殺了三個人，是為了證明自我的存在嗎？事實上，亞瑟原來只是希望透過喜劇事業的成功來換取大眾關注，殺人只是憤怒累積到臨界值後的偶然結果。亞瑟說：「你把一個被社會拋棄的精神病患當作像垃圾一般對待，你會得到什麼呢？你會得到你該得的。」對亞瑟而言，因殺人所得到的關注，不過是隨之而來的驚喜，遺憾的是，這份充滿誘惑的驚喜卻足以將他推上罪惡之路。每一次犯罪後的亞瑟，都像是隻脫離樊籠的囚鳥，自由自在的翩然起舞。
鄭捷隨機殺人案迄今已5年有餘，鄭捷也已遭槍決，可惜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未找出鄭捷犯案的動機，我無法不揣測，這一切都與尋求自我存在相關。正如亞瑟在參加他夢寐以求的脫口秀節目時，便要求主持人莫瑞介紹他是「小丑」就好，那是因為亞瑟沒有存在過，「為什麼大家都對別人感到冷漠？要是我橫死街頭，你們連理都不會理我。」但小丑卻因為地鐵槍殺案獲得舉世注目。
我恨罪行，但從不恨罪人
美國人權律師丹諾（Clarence S. Darrow）曾說過：「我恨罪行，但從不恨罪人。」（I could hate sin, but never sinner.）一個法律人，念茲在茲的都應該是人性尊嚴，無論善惡，一切的起源都是人。如果我們將亞瑟犯下罪行的片段擷取檢視，無論是在地鐵殺害路人、在家中殺害同事，或是在攝影棚內殺害他最景仰的主持人，似乎無一不可恨。但人生並非如此，縱然罪行可以被割裂，犯罪者的生命脈絡卻無法被切斷。
要是我們將目光焦點停留在那個夜晚：鄧如雯取起鐵鎚重擊睡眠中的丈夫，再持水果刀猛刺丈夫多下直至將其殺害，這樣的鄧如雯難道可以被寬恕？又或者時間靜止在那個星期天的上午：陽光斜灑在鄭捷的臉上，他跟一般的孩子一樣，帶著笑容、喜歡玩樂、有榮譽感又有上進心，練完跆拳道後等家長來接，他帶著弟弟一起穿鞋下樓，這樣的鄭捷，又有什麼可恨之處？但如果將鄧如雯7年間日夜忍受丈夫恐嚇、性侵及虐待的事實加入，如果看看鄭捷後來猶如瘋狂的隨機殺人，那麼，什麼是可憐？什麼又是可憎？
人生有多難，法律就有多難。法律系固然教會了學生，刑法上的行為單數、複數，但卻很少提到：犯罪者的一生無法被裂解，犯罪者的一生有無數的行為，可能有善的，有惡的，但絕不會僅有卷證裡的那一個小片段。如果整個審判活動只聚焦在犯罪者的罪行，則那些犯罪者的過往、成長環境、情感及生命，就會如同不存在過一般，永遠只會被一個「與本案無關」的念頭帶過，而這樣的審判，其實就是對犯罪者最大的冷漠，也是對犯罪者除了背負著「罪」以外，本質上仍然是「人」的最大否定。
▲因為社會無情的嘲諷及冷漠，造就怪物小丑的誕生。（圖／《小丑》劇照）
亞瑟曾經那樣孳孳矻矻，期盼在喜劇事業發光發熱，只為了獲取偶像莫瑞對他說：「你知道這些鎂光燈、表演、觀眾，我願意放棄所有這一切，只為了擁有像你一樣的小孩」的肯定；亞瑟也曾在巨大的絕望中向他人渴求：「我知道這看起來很奇怪，我不是要讓您感到不舒服，也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無禮，不知道您為什麼這樣，我不要你什麼，除了一點溫暖，一個擁抱，或是體諒」，如果把行為當成是人格的彰顯，那我們必須要記得，人格也是行為的積累，沒有任何一個犯罪者是生下來就打算犯罪。
我希望，亞瑟最後可以不用戴上小丑的面具，而是用另一種姿態活下來，就像周星馳電影《濟公》裡的大種乞丐（朱大常）一樣，勇敢的要別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我多麼希望，社會可以不要因為罪行而否定掉一個人生而為人的事實；我又是多麼多麼希望，我們憎恨罪行的同時，不要憎恨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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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瑋，亞美法律智權事務所律師，東吳大學法學碩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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