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經媒體報導，高雄監獄一名陳姓受刑人疑似遭到私刑毆打，臟器破裂、大量出血身亡，使得獄政管理的問題再度浮上檯面。其實，筆者也曾遇到有監獄管理員透露，他們工作上遇到討厭的受刑人時（像是一直亂按通報鈴找主管麻煩），會找機會帶到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偷偷教訓，也知道如何打人可以不在身上留下傷痕。對生活在自由文明社會中的一般民眾來說，這種把人拖到暗處毆打的事，大概只會發生在黑道電影裡，但在監獄中卻是日常光景（而且下手或指使者可能還是白道）。
一般人多半不瞭解監獄生活的景況，要不是抱持戲劇化的想像，就是感到事不關己。即使得知獄中存在不人道、不合理的待遇，許多人也會覺得「誰教他們犯了罪，吃些苦頭也是剛好」，不但不在意，甚至還巴不得越糟糕越好，彷彿自己對世間的種種恨意都可以大方地投射在這些人身上。但這樣的想法，忽略了受刑人終究還是會回到大家的身邊（那種人只要進去就不會出來的地方，大概叫做集中營，而不是監獄），如果讓原本只有一點小偏差、小故障的人，在經歷獄中生活的洗禮後整個崩壞，回到社會上來，恐怕終非你我之福。
另一方面，有一群默默耕耘的監獄管理員，他們因為職責所在，必須面對受刑人，直視這些眾人眼中的惡，並將他們調整成適於社會生活的良善國民。每當有關監獄的負面消息一出，這些基層的工作人員首當其衝，遭到撻伐，但在標示害群之馬究責之餘，也許也應留意他們艱難的處境。當社會把監獄當成鄰避設施、只圖眼不見為淨時，基層的監獄管理員也順便被切割、摒除在視線範圍外了，他們與受刑人一起困在監獄中，弱弱相殘、交換著剝奪與痛苦，彼此相視如同鏡子的映射（而且他們的「刑期」可能比受刑人還久）。
據法務部的統計資料，民國108年8月底時，全台在監服刑的受刑人有57,564人之多。若與同樣位處東亞的日本對照，大家可能會對這個數字比較有感：日本的總人口數逾億，是台灣的5倍以上，但同樣在今年8月底，該國在監服刑的受刑人（含自由刑及易服勞役者）總數僅43,316人，比我國還少了1萬4千多人。我國的高監禁率所引發的問題，除了舍房超額收容、空間擁擠外（在都會區的監所特別嚴重），也造成戒護人力不足、安全風險升高。據監察院調查，民國106年12月時，我國的戒護人力比（也就是每位職員所負擔之收容人人數）為1：10.1，較澳洲、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介在1：1.8～1：5.9之間）高出許多。而因每間監獄的收容人數不同，加上勤務配置考量，實際上一位管理人員可能長時間單獨戒護數十人甚至百餘人。
沉重的戒護壓力，不單導致第一線管理人員的高離職率，也迫使他們往往只能採取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對待受刑人。他們已經有很多例行性的業務（像是發藥、巡邏等）需要執行，無法認真回應個別受刑人的需求，或承受太多會額外耽誤時間的事，故必須迅速打發，遂不輕易讓受刑人離開舍房，或將受刑人送醫。加上監獄管理員特殊的值班制度及工時計算方式（若值夜勤會連續工作25小時），使得他們長期以來作息失調、身心俱疲，也造成經常情緒不好、心生不耐，而更傾向以粗暴的態度對待受刑人，尤其是那些麻煩製造者。可是，擁擠的空間、高壓的管理方式，又更容易讓受刑人心浮氣躁、產生摩擦，滋生更多需要管理人員處理的突發事件，遂成了管理人員與受刑人之間相互折磨的惡性循環。
在4月份經行政院審查通過的《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的總說明中，提到這次的修正，旨在維護受刑人的基本人權與尊嚴，並強化矯治處遇。如果要落實這樣的理念，整體的氣氛與環境營造絕對是必要的，我們不期待監獄變成天堂，但至少該是個合理的教育或治療場所，而不是逼使人失去人性的修羅場。戒護管理人員與受刑人一起生活在監獄中，二者皆需要維持有尊嚴的生存條件，才能夠相互善待。
目前草案在立法院等待審議當中，祈願陳姓受刑人的死能夠作為一記警鐘，提醒大家獄政革新的迫切性，儘速在本會期通過草案，以避免下一次的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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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旻，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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