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停止羈押替代的限制出境，既然依附於羈押之下，期間長短就應比照羈押的期間限制。（圖／視覺中國）
在今年6月，立法院於《刑事訴訟法》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一章，算是為此等強制處分有了合法性的依據。只是此新增法條將於12月19日生效，對於限制出境與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即交付護照等，到底處於何種關係，實有檢討之必要。
對於限制出境，過往即便無任何法律依據，但司法實務仍以限制出境、出海是屬限制住居的一種方式，常被使用。只是限制住居，僅是消極限制被告必須居住於一定處所，並無積極限制移往他處之自由，能否涵蓋限制出境，實有很大的問題。又因限制住居並無任何期間限制，也必然帶來限制出境的無期限，就使聲請人的出國，甚至探視親友、經營事業等權利，受到極大的侵害。
而這種無限期的限制出境，乃是對人身自由的最嚴重侵害，但於偵查中，卻可由檢察官為之，甚至於被告遭起訴後，亦未由法院來審查此等強制處分的合法與妥當性，亦嚴重違反憲法第8條對人身自由之限制須由法官為之的原則。故在立法院的上個會期，總算於《刑事訴訟法》中加以規定。
由於限制出境、出海的目的，仍在防止被告逃亡或證據滅失，似就成為羈押的替代手段之一。惟於此次修法，立法者卻將限制出境、出海單獨增列於《刑事訴訟法》總則編的第八章之一，而非放在〈羈押〉章中，故於現行的限制出境、出海，實應分為獨立處分及羈押替代措施的兩個部分。
於偵查階段來說，若被告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本於慎押原則，就儘量不採取羈押，而僅以限制出境的方式即可，則於此時，限制出境就屬獨立型態的強制處分。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於偵查中，檢察官即可為限制出境，只有於延長期間時，才必須向法院聲請，這是否有違法官保留原則，實值檢討（參考筆者著：吳景欽／有修就好？限制出境法制化仍嫌不足）。
而在〈限制出境、出海〉章中，僅有對此等處分的程序規定，至於執行方式則未有明文，一般不外是以通知海關、收取護照或通知主管機關不發給護照等方式。只是於此章中，雖規定有撤銷限制出境的程序，但對於限制出境期間，若有出國之必要，可否聲請暫時解除，似乎未為明文。故於解釋上，僅能向檢察官或法官聲請變更，而由於限制出境可與保釋、責付、限制住居等，併行使用，故就可以交付保釋金的方式來暫時解除出境管制，這也是目前實務可見的作法。
至於在〈限制出境、出海〉章中，並無針對羈押替代的程序為規定，但在《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6款，卻出現停止羈押時，法官得命履行事項裡，也包括交付護照、旅行文件，或者由法院通知主管機關不予核發護照、旅行文件，如此的規定於實質上已屬限制出境，只是其是屬於替代羈押的手段之一。但問題是，在替代停止羈押的種種措施，目前僅規定法官得定相當期間內，得要求被告為履行，卻無如限制出境、出海般，有最長期間的限制，這自然對被告相當不利。尤其台灣的審判期間往往漫長，法官為了審理方便，就可能一再延長，致又與過去無限期的限制出境，僅有五十與百步之別。
也因此，關於限制出境，目前於法制上，實未考慮到其作為羈押替代的層次，致出現嚴重的法律漏洞。而作為停止羈押替代的限制出境，既然是依附於羈押之下，關於期間長短，就應比照羈押的期間限制為修法，以避免無期限的限制出境。此外，目前若無羈押必要時，類如《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即得以限制住居、責付、具保替代，卻漏未同步將限制出境列入，僅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一概得準用為概括，既凸顯立法的匆促性，也欠缺一體性的考量，就更有必要為全面的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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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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