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華民國退休警察總會長耿繼文號召退警上街，揚言效法太陽花運動攻占行政院，以凸顯台北地方法院對「太陽花國家賠償案」（下稱「太陽花國賠案」）判決中的的矛盾，同時也公開呼籲執勤的學弟妹，將來值勤時要記得怠惰與退避，因為如果積極執法，將會面臨與「太陽花國賠案」一樣被求償的情況。11月27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對媒體說明：「因為這十個人沒有直接證據，這些人的受傷是因為警察施暴造成的，那就沒有道理不上訴。」
這個案子（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從判決出爐當天，就引發媒體關注，也有法官投書批評這則判決是「討了政治聰明，荒謬了法學論證」，不過當時多數的媒體與投書多基於台北地院的新聞稿，並未能一窺該判決的全貌。如今判決全文已經公布，本文無意針對太陽花學運本身功過及29名原告的個案逐一評價，但想要透過翻譯其中最關鍵的三段文字（原判決「貳、五、（五）」），一窺法官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和大家一起思考國賠制度的意義。
國賠案誰蒐證？要有什麼證據？
柯文哲市長對媒體說，決定上訴的理由是「沒有直接證據」，這句話也點出這份判決的關鍵，就在於「證據」這兩個字。現實生活裡的法官，不可能有上帝視角，必須仰賴證據還原事實；而在這個案件裡，當然就是要證明「這些人的傷是警察暴力所造成的」。
既然證據很重要，那要由誰負責蒐集證據？這在法律上叫做「舉證責任」。法庭上有三群人—原告、被告、法官，該由誰負責蒐證？法官會幫忙蒐證嗎？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國賠案件是由民事法院審理；而本件判決中，法官用心地指出，今天如果是在行政法院，法官就會幫忙蒐集證據，但因為這次是在民事法院，法官無法幫忙蒐證，對原告可能會很不公平（註1）。
既然法官在此案無法幫忙蒐集證據，那就只好在原告（陳抗群眾）與被告（警方）選擇一方負責蒐集證據，提交給法庭。通常來說，都是主張權利存在的人要負擔舉證責任。舉例來說，如果今天我去法院主張我跟朋友爭吵而被他痛毆一拳，就該由我負擔舉證責任。需要舉證的一方若舉證失敗，就會吞下敗訴的結果。
但這樣的規定也不是沒有例外，尤其某些原告、被告雙方地位不對等時，可能會有所調整。以商品糾紛為例，假設消費者買了一支手機，回家充電時手機無來由的爆炸害人受傷，若要由消費者證明手機製造有瑕疵太過困難，而要求手機廠商提出自己在製造過程沒有過失較簡單，這叫作「舉證責任轉換」。
▲太陽花國賠案一審判決中，法院肯定警察驅離的正當性，只是質疑驅離的「方式」可能違法。（圖／ETtoday資料照）
在本件太陽花國賠案，法官也點出了這樣的地位不對等，並舉了一則最高法院的前例，認為國賠案件由人民負責蒐集證據證明損害過於困難，為實現公平正義，應由被告機關多負點舉證責任。
但是面對上面這種情況，法院不一定只有轉換舉證責任，還可以選擇較折衷的手段：降低證明度。以本案為例，究竟要原告提出被打的影片？或者只要有驗傷單跟證人就可以？這就是證明度的問題了。而本件正是採取了降低證明度的方式，透過證人、驗傷單來認定事實。本案雖如柯文哲市長所說的「沒有直接證據」（應該是指沒有影片的意思），但法院仍然肯定國賠責任的成立。
法院指出，國賠訴訟本質上是民告官的訴訟，過去最高法院雖要求在國賠事件要求被告機關舉證，但本案中，要求被告機關舉證也太沉重，降低原告證明度即可。因此，雖然沒有影片，但有證人指認也可以成立國家賠償。
法官在本件判決中便是循著以上這三段論述，一步步判定本案原告勝訴。
國賠代表「國家也會犯錯，而且會道歉」
賠償代表的意義是，做錯事情後，透過金錢給予彌補。本件判決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表示：「占領行政院是非法集會，警察有權驅離，但驅離的時候應該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法院從來就沒有覺得警察不應該驅離，也肯定了驅離的正當性，只是質疑驅離的「方式」可能違法。
假設一個荒謬的情境：有人騎機車等紅燈時滑手機，突然間出現三個警察，不由分說地把他壓制在地上，「雖然有錯，但警察們也用不著這樣做吧？」警察當然應該取締等紅燈時滑手機的人，但不是只有壓制這個手段。法律有許多需要左右衡量的事，而不是「你有錯在先，我對你做什麼都可以」。
「國家賠償」這幾個字包含「國家會犯錯，而且犯錯後，會道歉、會賠償」的意義，而這也是現代國家所應該有的態度—人民並非芻狗，而是國家真正的主人（註2）。
據報導，台北市警察局決定針對本案判決進行上訴，這樣的看法會不會被上級法院維持尚未定。然而，對比地球上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國家暴力，此時再回頭看看這則判決所企圖闡釋的《國賠法》精神，或許才是我們國家難能可貴的地方。
註：
1.行政訴訟與部分情況的刑事訴訟，法官會參與蒐集證據；民事訴訟則不會。因為行政與刑事訴訟涉及到「民告官」或「官告民」，法官需要參與蒐證以保障人民沒有受到不法侵害。國家賠償訴訟在本質上屬於行政訴訟的一種，但由於我國過去的行政訴訟制度不夠完整，當時為了求全，只好先放到民事法院，直到今日兩個法院都可以審理，沒有全面回歸到行政法院裡。因此行政法院法官會幫忙蒐集證據，但民事法院法官不會，這就導致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
2.國賠制度的發展，從19世紀前的完全否定到19世紀後的逐漸肯定，背後蘊含著我們對於「國家與人民之間關係」看法的轉變。19世紀前，生在農莊便世世代代都是農奴，只是莊園主人的財產。工業革命後有了轉變，國家與人民之間不再是「人與財產」的關係，慢慢轉變成「社會契約」，彼此地位對等了許多。
●許翔甯，東吳法研所公法組。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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