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17年前的后豐大橋女老師墜橋案，終於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再審宣判無罪。（圖／冤獄平反協會）
17年前震驚國人的后豐大橋女老師墜橋命案，男友王淇政與友人洪世緯分別遭判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以及12年6月、褫奪公權8年確定。2018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准許開始再審，台中高分院於2019年最後一天宣判王、洪兩人無罪。該案創下最高法院直接撤銷台中高分院駁回再審，並自為裁定開始再審的首例，最高法院同時宣告停止王淇政、洪世緯的刑罰執行。
案件經台中高分院一年多時間審理，合議庭採用法醫鑑定意見，認為陳女墜橋的位置無法判定是自殺或意外、他殺，必須佐以動機因素做判斷。雖然合議庭亦認為陳女無自殺動機，但審酌王姓證人等證詞尚有疑慮，不足以證明王、洪兩人合力將陳女抬擲墜橋；王男當時係約陳女談判分手，與陳女無怨無仇，並無殺害陳女動機。
另外，死者若是遭人推下橋，在生命危急時，勢必掙扎欲掙脫，經化驗死者指甲沒有被告的生物跡證，且兩名被告肢體也沒有死者抵抗造成的傷害痕跡。尤其王、洪兩人在案發後的反應作為，與故意殺人狀況不同：洪男隨即撥打119叫救護車，並留下真實姓名及行動電話號碼；王男還下橋找到陳女，抱住遺體激動、發抖，隨陳女進急救室而遭醫院警衛及醫療人員限制行動。再加上王、洪兩人送測謊結果，均未發現有說謊反應，而不排除陳女攀爬護欄墜橋而發生意外。
本案合議庭法官對於原確定判決所憑的證據，憑藉新證據一樣一樣加以駁斥，最後改判無罪，令人佩服。這在再審程序修法前，根本是不可能的；過去想要對於確定判決成功聲請再審，根本是天方夜譚。在這份再審無罪判決中，有兩件事值得省思。
2015年2月《刑事訴訟法》再審程序第一次修法時，第420條第1項第6款修正規定：「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即符合再審條件後，鐵板一塊的再審案件開始有點鬆動。然而，修法雖然降低聲請再審的門檻，但有關再審程序該如何有效進行，現行法並無相關規定，實務上還是多以「書面審查」即作出准駁的裁定。
據司法院統計，從2013年至2017年間，聲請再審案件的成功機率只有1％。蘇建和、徐自強、陳龍綺、鄭性澤及蘇炳坤等多起冤案，雖然都是透過該項新見解或新規定聲請再審翻案獲得平反，但這些都是社會矚目的案件，而本案能夠獲得再審成功，恐怕也離不開這個因素。
案件是否受矚目，不該是再審機制應考量的要素，再審是一種司法體制內自我除錯的機制，法院開啟再審，形同承認誤判，且實務慣例是誰裁定開啟再審就由誰負責收尾，而該類案件又多是複雜難辦的類型。以本案為例，判決書高達122頁，若連同附件更有162頁，合議庭鉅細靡遺，逐項辯駁確定判決所憑證據，在可能得罪同僚，又耗費時間、心力的考量下，當然會嚴重限縮法官裁定開啟再審的決心。
2019年4月，再審程序第二次修法，增列補正程序、當事人得到庭陳述意見，以及聲請證據調查的權利或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及閱卷的權利，雖然移除多項程序障礙，但仍未直指問題核心。因此，在法院內部分案規則上，可將決定開啟再審與否的程序，與再審開始後更為審判的程序，交由不同法官承辦，並給予承辦再審案件的法官分案上的優惠，或者在各法院設置「確定判決審查法庭」，受理人民聲請再審案件，藉此破除法官不願開啟再審的心理因素。
此外，這份再審判決最大的亮點在於，依據鑑定人重新鑑定結果認為，「不排除陳女極可能因一時氣憤，自行攀越后豐大橋欄杆，意外滑落墜橋身亡」，作為無罪之依據，這是再審程序第一次修法後增列允許的方式，目前幾件再審無罪的判決都是同出一轍。但在證據取捨上，不禁令人質疑：為什麼再次鑑定結果就會比前次鑑定結果更可採信？在同一案件，不同鑑定人卻有不同鑑定結果，當然會影響判決的公信力。《刑事訴訟法》規定，鑑定人的選任專屬於法官或檢察官，當事人無權置喙。誰是適格的鑑定人，實務界雖有一套常規，但也造成某些專業領域的案件由特定且少數的鑑定人壟斷。
這種「鑑定制度之亂」，在《刑事訴訟法》多次修正的過程中都被漠視，令人遺憾！要改善這種亂相，若無法建立國家級的鑑定中心，最少也要修法讓負舉證責任的檢察官或被告，各自負擔費用尋覓符合待證事項資格的鑑定人，並在各自出具鑑定報告結果後，除要求到庭接受他方鑑定人詰問外，若差異過大，則強制規定送第三方鑑定。
審判是神的工作卻由人來承擔，既然是人就不可能避免犯錯。再審是除錯機制，現行再審程序雖經二次修法，放寬再審程序要件，但並未解決核心問題。后豐大橋墜橋案再審無罪是幸運，但與其相信幸運，為什麼不去相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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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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