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發生的后豐大橋女老師墜橋案，男友王淇政（左2）與友人洪世緯（右2）於2019年底再審宣判無罪 。（圖／記者白珈陽攝）
2002年12月7日，陳姓女子自台中后豐大橋墜橋身亡，案件在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為罪嫌不足，在2004年9月對王淇政和洪世緯二人做出不起訴處分。本來應該到此為止的案件，因為在2005年1月間有證人做出了不同於過往的證述，檢察官轉而起訴王淇政和洪世緯，也開啟兩人後來長達十年的冤獄人生。
案件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轉折，正是因為在事發兩年後，有證人變更了他原來的說法，轉而做出不利於王淇政和洪世緯的供述。至於證人說法以外的事證則沒有任何的變化，一樣沒有其他可以認定兩人犯案的證據存在。也就是說，本來被認為是罪嫌不足的案件，因為一個證人更改了他本來的證詞，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由此恰恰可以看出證人供述在法官或檢察官心中的重量。
但是，證人的供述如果沒有其他的具體事證支持，其實是一種非常不可靠的證據類型。證人的供述會因為動機或目的而有所差異，先不談惡意說謊，如果證人主觀上認為或懷疑法庭上的被告是實際的犯罪者，他的證述難免往不利於被告的方向進行，或者是提供被告可能是實際犯罪者的想像給法官或檢察官。
除了證人主觀上的動機或目的外，證人說詞是否可信，也會因為證人的知覺、記憶及陳述能力而有所影響。
所謂的知覺，就是證人就其見聞的感受，因為每個人對於外界的感受和觀察能力不同，因此，即便是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觀察結果。舉例來說，同樣的一台汽車，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是白色，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是銀色，但是車色可能就會影響事實認定的關鍵因素。
關於記憶的部分就比較容易理解了。通常做證的時間點都會距離事發後一定的時間，時間就會考驗人的記憶能力，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長時間記得事發時所見聞到的所有事實，但是，無論是審判程序或是偵查程序，期望每個人都能夠記得每一件事，以至於證人必須在司法程序中，就其無法記憶的事項做證，法官或檢察官甚至可能將這些證人因為無法記憶所推測、隨意回答，或迎合詢問者所提出來的證述，做為認定被告是否有罪的依據。
陳述能力則是指每個人能否順利、完整的將心中想法表達出來，讓其他人可以確實接收並了解其內容。每個人的人生經驗、學經歷背景和臨場反應都不相同，基於這些不同，每個人在說話時所使用的詞彙、講話的邏輯和結構、表達的方式與程度，對外界所產生的效果都會不同。有些人自認為講的很清楚，但聽的人未必能夠真的理解；有時候講的人講的不明不白，但聽的人卻自以為聽的很明白。
正因為人的供述有上面談到的不確定性，因此，單憑證人的說法就做出判斷，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也是難以確認真相的。也因為如此，人的供述不應該在事實的判斷上承載過多的重量，也就是說，人的供述應該只是輔助的性質，只有在其他客觀事證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夠用以輔助認定事實，而不是反過來以人的供述做為認定事實的核心。
后豐大橋案所彰顯的正是司法實務上，以證人供述為核心的判斷結構；證人前後不一的說法，導致法官和檢察官對於王淇政和洪世緯兩人有沒有犯罪，做出截然不同的認定，殊不知，案件中存在著多項與證人證詞相左的客觀證據。過去的判決就因為執著於證人的供述，而忽略了其他客觀上都足以推翻該名證人證述的證據。
以人的供述做為認定事實核心的審理方式，往往賦與人的供述過多的證據價值。由於人的供述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無法、也不應該單獨做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人的供述應該只能用以輔佐其他客觀證據，沒有客觀證據支持的供述，在法庭上不應該是有任何的價值或份量。只著重證人供述的結果，往往就是產出冤錯案件的關鍵。
好文推薦
●林俊宏，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及司法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刑辯工作坊交互詰問課程講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官網http://twcdaa.org。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