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放電熱壺煮過再烘乾」 女博士目睹前線醫療物資匱乏:防護衣也重複穿

艾曉明為中國紀錄片導演,也是女權學者。(艾曉明提供)

▲艾曉明為中國紀錄片導演,也是女權學者。(圖/鏡週刊提供,下同)

圖、文/鏡週刊

父親身後,艾曉明強迫症般地仔細消毒父親使用過的所有物品:溫度計用酒精洗過、泡過,再噴灑數遍;蓋住父親遺體口鼻的棉布手帕、降溫用的石頭,都用消毒液泡了一夜,洗淨,又用專門消毒的電熱壺煮了2遍;用酒精擦拭屋裡每個角落,衣衫被褥日以繼夜洗刷,洗淨不祥和傳染病的嫌疑。只有到陽台晾曬時,她才能解下口罩,感到空氣清新冷冽,聞到一股太陽曬過衣物特有的烤香味。「他臥床10年,我早已有思想準備。」對於父親死亡,她並未流露太多情緒,保持理性是面對恐懼的方法。

遭劃黑五類 文革傷猶在

父親也算善終了。1925年生的艾仁寬是戰爭難童,被國民黨雄踞湖南的一級上將、南京保衛戰總司令唐生智收養。偏偏唐家親生女兒愛上這個孤兒,不顧反對,婚後生下艾曉明與弟弟。文革期間,「偽軍官」「官僚地主」出身的他們被劃為黑五類,當時13歲的艾曉明被迫寫大字報批鬥父親:「艾仁寬是軍閥作風,堅決與他劃清界線。」她至今沒問過父親有沒有看到那張大字報。原本在中學教英語的父親不能教書了,要勞動改造,掃廁所、掃教室、給食堂採購蔬菜、換燈泡玻璃。所以有點像工友?艾曉明簡直快笑出來:「誰跟你友啊!叫牛鬼蛇神,階級敵人。」

艾曉明(左)與弟弟(左2)、父親(右2)、母親(右)的合照。(艾曉明提供)

階級敵人在文革後恢復教職,艾曉明也爭氣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博士生,和劉曉波是同學,1988年拿下學位,成為中國文革後第一個文學女博士。與此同時,母親憂鬱症與思覺失調症時好時壞。她在文革中為丈夫孩子擔心受怕,文革結束後精神失常猛然爆發,反覆10多年直至去世。國民黨軍人唐生智在文革中去世,被草草埋葬,女兒抑鬱而終。父親60歲從學校退休,10年前一次摔跤後,逐漸腦萎縮、缺氧嗜睡,漸漸無法行走,衰老下去。

節省過生活 逆境不絕望

懷疑的蔓延是看不見的。艾曉明思忖,照顧父親的2位護工都沒有感染,探視父親的親戚至今也沒有症狀,但什麼無症狀、潛伏期40天的說法漫天飛舞,她還是很小心,與2位護工同住家中,但各自隔離在不同房間,分開吃飯,互不接觸。

小區封閉,外人不得進入,住戶出門要有通行條,通過樓下穿著防護服、口罩的管理員,3天才出門一次,到小區樓下的菜攤買新鮮蔬菜,也不特別貴,青菜、大蒜、雞蛋都有。經濟在崩壞,但市場還是存在,她並不絕望,「社會裡面很多細胞,不是想凍結就凍結,還是有出租車、運輸車、快遞、電單車在跑。」家中食物充足,吃飯不成問題,她每天只用水煮白菜、蘿蔔加點肉,簡單解決。

艾曉明拍下住家樓下的管理人員身穿防護服、口罩,檢查出入居民的通行證。(艾曉明提供)

口罩呢?艾曉明說自己家離重災區漢口很遠,也沒進出醫護前線,頂多在三線疫區,萬人小區中確診的只有5人,「不就跟5個感冒的人一樣嗎?何況確診可能都送去隔離了,用專業口罩很浪費。」封城至今她頂多用10個口罩,回家後把口罩放到消毒用電熱壺裡煮,再放電暖器上烤乾。「煮一次不會壞,但不知道能夠過濾病毒多少。」一個口罩人民幣25元,除了成本考量,全城物資匱乏使她不得不出此下策。

物資極匱乏 防護服不足

艾曉明在封城開始後跟著志工車隊運送醫療物資。(艾曉明提供)

封城初期,艾曉明曾3次跟著兒子幫忙組織的志願者前往21個醫院,送了約6,500件防護服。「大家都很年輕,看到我就說:『婆婆,讓一下。』」但她也看到醫院的物資匱乏超出想像,行政人員只穿白袍,防護服只能留給前線醫護,「防護服也做不到用一次就扔,醫生都是紫外線照一下,重複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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