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擴大，必須接受居家隔離與檢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對於違反此等禁令者，雖以處罰鍰為優先，但若多次違反，則採取集中管理的方式。因此，目前強制隔離的對象已不僅是確診患者，也包括疑似傳染者。而因強制隔離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就涉及憲法第8條「該不該由法官來決定」的爭議。
2003年的SARS疫情期間，台北市政府對集體感染的和平醫院採取集中管理與隔離，並要求離院的醫護人員立即回院。其中一位醫師認為，和平醫院並未有完善的隔離措施，恐對院內人員產生生命、身體的危險，故不回院隔離而遭處行政罰。這為醫生因此提起行政救濟，並於敗訴確定後，聲請大法官釋憲，因此有了釋字第690號解釋。
根據憲法第8條，對於人身自由的拘束只能由司法機關來決定，此稱為「法官保留原則」。故於過往，有關違警罰法的拘留、檢肅流氓條例的感訓處分，由警察為決定，甚至是檢察官有羈押決定權，都被大法官宣告違憲。故於《傳染病防治法》裡，對確診有傳染病或疑似有傳染病者的強制隔離，乃是由主管機關決定，就可能面臨同樣的違憲爭議。
只是於釋字第690號解釋裡，針對人身自由拘束的對象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即必須嚴守法官保留者，是屬於處罰性質的人身自由拘束；反之，若人身自由拘束的目的，不在處罰而是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身體之健康，就無庸由法官來決定。採取這種較為寬鬆的審查基準，有其現實面的考量：因病毒的傳播速度可能很快，若必須經由冗長的法庭審理，肯定會喪失防制的先機。更何況，法官也非此方面的專家，到頭來還是得依賴專家的判斷，故由法院審理，很容易成為橡皮圖章，致使法官保留原則流於形式。也因此，對於強制隔離由具有專業的行政機關為決定，並讓當事人有向法院提起救濟的管道，即符合憲法的要求。
惟多數意見的想法，卻受到不少的挑戰。最直接提出質疑者，是大法官許玉秀的不同意見書，其認為拘束人身自由的目的不同，並不能成為審查基準有寬鬆的正當化理由。因無論是否基於處罰，就被剝奪自由的傳染病者而言，其與入監服刑，實質的處境並無不同。甚且，藉由法院的審理，也可聽取兩方的意見與辯論，就不至於會淪於橡皮圖章。
故此不同意見書，實點出了面對傳染病的防治，有如電車難題的倫理抉擇之困境（參閱筆者著，怪製造商或程式設計者？無人車肇事誰該負責）。故多數意見也強調，於強制隔離的處分後，仍應給予相對人得到法院即時救濟的管道。甚且，基於人身自由的保障，對於決定隔離處分的組織、程序，以及隔離期間，甚至是補償等等，立法者都必須儘速通盤為檢討。
而在此號解釋之後，關於強制隔離有受到法院即時救濟可能，即是於洪仲丘案發生後，於2014年所修正的《提審法》。根據《提審法》第2條第1項，只要人身自由受到拘束，拘束的機關必須告知本人或其親友，有向法院聲請提審之告知義務。故於此次從武漢撤回者，於強制隔離前，衛福部皆有為如此的告知，可說是對人權保障的極大提升。
至於目前有關強制隔離的期間，原則以30日為一週期，於此期間到來前，必須由兩位以上專科醫師診斷決定是否延長；若有延長，亦須再為有權向法院聲請提審之告知。至於補償的部分，目前立法院也通過了紓困的特別條例。凡此種種，算是符合了釋字第690號解釋的要求，也象徵防疫必要與人權保障間的一種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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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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