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大法官日前作出釋字第789號解釋，認為有關性侵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的規定，於一定要件下合憲。（圖／視覺中國CFP）
緣曾姓男子於民國（下同）91年涉及對未成年人的強制性交罪嫌，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並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由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可不出庭作證接受交互詰問，法院即以警詢陳述作為證據定罪。曾男遂主張系爭規定侵害其詰問權，有違《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訴訟權的保障，因而據以聲請釋憲。
日前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了釋字第789號解釋，認為有關性侵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的規定，於一定要件下合憲，學理上稱之為「合憲性限縮解釋」。
前此，大法官曾於109年2月4日召開說明會，諮詢司法院、法務部等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的意見。在設定7項議題中，主要是就性侵被害人在法庭上得否拒絕作證接受交互詰問。與會持多數肯定意見者認為，性侵被害人原則上得拒絕詰問，使其不致於因在法庭上重複陳述受害細節而受到二次傷害；而持否定意見者則認為，性侵害犯罪與其他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皆有可能使被害人產生身心壓力，何以獨厚性侵被害人得拒絕詰問？又被害人得否拒絕傳喚出庭接受詰問，一般實務上經驗顯示，往往繫諸法院主觀判斷，缺乏客觀判斷標準。且系爭規定要件事實存立與否，法院須先行判斷「是否遭受性侵害」，容易使法官形成預斷，等於對被告作了有罪的推定，雙方壁壘分明，均言之成理。
固然《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原則上禁止審判外的陳述作為證據，只有符合法律例外規定的情形下，才容許審判外的陳述賦予證據能力。系爭規定是傳聞法則的例外，只要認定當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且經證明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的情形下，即不待被害人到庭作證，即可採為認定犯罪的證據，此種例外將會與被告對證人的對質、詰問權的保護產生衝突，形成公平審判的爭議。如何平衡對待，不可不慎。
緣此，大法官認為，系爭規定旨在兼顧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被害人的目的，為訴訟上採為證據的例外與最後手段，其解釋、適用應「從嚴」為之。法院以此作為證據，為了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該採取有效的補償措施，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的防禦權損失，可謂用心良苦。
然究竟所謂補償措施？大法官於解釋文指出，包括：在調查證據準備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不得以被害人警詢陳述，作為被告有罪判決的「唯一」或「主要」證據，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支持犯罪事實的真實性，否則其證據資格既有欠缺，即應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判罪之依據。
至於個案中應如何「從嚴」解釋、適用，大法官另指出：僅限於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才有適用。如有爭議時，法院應透過專業鑑定、函調相關身心狀況資料，否則仍應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進而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採行適當的審判保護措施，比如以科技設備隔離訊問、詰問，可以兼顧保護被害人和發現真實，此時系爭規定（審判外的陳述賦予法定證據能力）就沒有再適用餘地。
值得警惕的是，依照國內外救援平反冤案的經驗，針對妨害性自主判決定讞的案件，透過DNA-STR新技術的二次鑑定，有許多成功逆轉獲判無罪。例如由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簡稱冤平協會）救援成功的陳龍綺案，即是經DNA重新鑑定證明無辜，當事人透過再審重獲清白。特別是上述平反案件的原確定判決所使用的證據，除有科學證據（DNA鑑定）、物證（精液檢體）及供述證據（被告自白、被害人證詞）；然事隔多年，在檢體保存完整下，透過DNA新開發的STR技術，作更精確的分析鑑定，得以推翻舊有錯誤的鑑定結果，進而反證前列原有據以定罪的被告自白及被害人供述指證（包括審判中及審判外的傳聞證據）虛偽不實，全部一筆勾銷。
由此可見，被害人在警詢、偵訊審判外的供述指證，並非全然可靠，有的可能出於報復、嫁禍，或第三人、親人的誤導。例如由冤平協會立案救援的國小特教老師許倍銘，被時年8歲但心智年齡約3歲的中度智能障礙兒童誣指其性侵，許老師不堪受辱，選擇逃亡循求平反，即其適例。故若被告在審判中翻供，堅指被害人誣告，基於潛在危險的考量，若為了保護被害人不受二次傷害，不再作法庭上的交互詰問，以求發現真實，即容許依照系爭規定而採信被害人審判外的陳述，此時即可能埋下禍因造成冤案。此不但侵害被告的訴訟防禦權，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對被害人也是一種心理負擔，冤錯了人，成為一輩子的遺憾。
值得注意的是，108年12月1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增訂「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已於109年1月8日公布施行。根據新制，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並且得就被告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讓被害人藉由參與程序，瞭解訴訟的經過情形及維護自身權益，得與被告、辯護人同庭相抗衡。
因此，為協助法院發現真實，被害人既具有訴訟參與人及證人的雙重身分，除非確有法定不能到庭或不能為完全陳述的原因，被害人應在公訴人、輔佐人（包括心理師等）協助之下，勇於出庭道出真相，釐清反常的疑點，維護自身的權益，並善盡為證人的義務，讓法院進行不偏不倚的公正審判，毋枉毋縱，彰顯司法正義，以真正達到保護被害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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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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