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女童小燈泡的王景玉，更一審改判無期徒刑確定，引發精神障礙者是否可以判死的討論。（圖／視覺中國）
2016年因殺害女童小燈泡而被起訴的王景玉，在更一審判決無期徒刑，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確定，除再引發廢死與否的爭議外，關於精神障礙者是否可處以死刑，也成為爭執焦點。
在刑法裡，並無身心障礙者不可判處死刑的明文。惟根據刑法第19條第1項，若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致不能辨識是非或控制行為者，就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而根據同條第2項，若因此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減弱，即屬限制責任能力，就可以為減刑。換言之，若被判定是無責任能力，就必須為無罪判決，若被判定是限制責任能力，也多可為減刑，致不會被判處死刑。
由於是否有精神障礙必得送精神鑑定，還必須由法官來判斷是否有辨識或控制能力的喪失或減弱，既非身心障礙者不得處死的明文，也會因法官的不同，產生相類案件卻有死刑、無期徒刑的差異性。
在王景玉案裡，對被告的精神鑑定皆證明其患有思覺失調症，並無太大疑義，但對於是否影響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則完全採取否定的結論。只是被告律師質疑，精神鑑定不應包含是非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的鑑定，因此屬於法官必須為法律評價專屬權責。而法院則以此鑑定僅是提供法官參考的資料之一，並非絕對，從此又凸顯目前精神鑑定報告是否能拘束法官的老問題。
於法院認同精神鑑定報告，即有精神障礙，卻不因此使是非辨識及行為控制能力的喪失或減低，致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的不罰或第2項的減刑。只是殺人既遂罪，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故最終若選擇無期徒刑，實並非減刑的結果，而是因量刑空間極為廣泛所致。而在王景玉案的更一審判決裡，對於精神障礙者到底可否處以死刑，花了相當大的篇幅為論述，致反映出目前此類案件的共同困境。
因在2009年，我國所簽署的兩人權公約裡，並無身心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的規定。但在2005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委員會（經社文委員會）所屬的人權委員會決議，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似就可成為相當重要的依據。惟依據兩人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對於人權公約的適用，所必須參考者，除立法意旨外，雖也包括人權委員會的解釋，但條文所指的「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是否也包括經社文委員會所屬人權委員會的決議，又出現司法者的各自解讀，故此等案件判決的紊亂性，並未因此解消。
又於2014年，我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根據此權利公約第15條，要求各國須避免使身心障礙者受酷刑或不人道的處罰，僵持多時的棘手問題似可因此獲得解決。惟所謂身心障礙、酷刑等，仍不可能有客觀標準下，也代表如此的爭執，恐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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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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