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上為了防疫，人民的自由被限制了許多，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個人資料的取得。（圖／路透社）
2020年是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人類的生活型態開始有了極大的改變：減少了許多面對面接觸，許多商業行為受到衝擊、在家辦公及視訊討論問題成為了目前的新時尚。台灣有幸在這波衝擊中把各項損害降到最低，雖然仍有許多商家不敵而選擇歇業，但至少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筆者在美國的朋友，有人已經數周無法出門，甚至有聽說因此衍伸出其他如家暴等社會議題。
台灣的防疫成效如何或有質疑討論，但要選擇用甚麼手段防疫則是另一個問題。美國媒體《New York Post》便曾刊登兩篇報導：一篇認為台灣初期因未採取WHO的建議，提早進行各項部署，使得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另一篇則質疑，台灣的防治是國家透過集權主義、犧牲人民自由換來的。該文表示，如入境台灣者居家隔離14天、用GPS手機訊號確認有無確實執行居家檢疫或隔離，對進出入建築物的人實施體溫檢測及實名制登記，餐廳用洗手液並用隔板隔離座位、管制口罩進出口等，讓每個人受到政府監控。
上述的報導當然某程度是記者混淆了一些私人措施跟法令要求，也忽略了台灣在經歷SARS後人民對此種傳染病的心有餘悸及立刻反應。畢竟法律的管制方式在各國仍有落差，各國歷史還有文化都要結合看待。舉例來說，美國幾乎不可能接受台灣式的全民健康保健；台灣也很難接受美國的擁槍權。但不可否認的，法制上為了防疫，人民在我國的自由能被限制到甚麼程度？
這個問題最早在SARS時期，就有當年沒有遵守誡命的和平醫院醫生試圖挑戰當年《傳染病防治法》關於大規模強制封院隔離的合憲性。就此，大法官最終做成釋字第690號解釋，表示當年的規定：「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背。」但該解釋也提及：「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及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程序等辦法以資依循，並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述受強制隔離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之後，《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正，乃至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一般簡稱為《紓困條例》），也都依照著該解釋的意旨進行規範。目前的居家隔離通知書除了明確告知14天隔離期間外，也提供提審書及請求防疫補償的程序。
然而，這不代表我國目前的所有防疫措施都是絕對的合法沒有疑義。其中最有爭議者，就是關於個人資料的取得。當年的解釋文無法想像現在的個人資料如此容易被監控，也因此最受爭議的GPS監控、細胞簡訊、類細胞簡訊等措施，解釋文並未提及。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於管制此類個人資料的依據，都是引用《紓困條例》第7條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然而，包含筆者在內的許多法律人士都質疑，該條是否真能夠超越目前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是《通訊監察及保障法》，進而管制人民的居住遷徙乃至於居住自由，在解釋上顯然有問題存在。然而，時至今日，單純質疑法源依據已經無法完全解決問題。以下筆者提出幾點未來操作上的可能方向，期許防疫政策與人民自由能夠並行而非僅能擇其一。
首先，《傳染病防治法》關於如何調取個人資料並沒有規定，長期而言，法制化絕對有其必要。在何種情形下需動用到何種蒐集個人資料，方法為何，縱然無法鉅細靡遺，也應避免過度模糊。大法官過去曾於釋字第603號解釋理由書中針對建立指紋資料庫檔案一事表示：「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其蒐集之範圍與方式且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應值得參考。
其次，一般場合如私人處所、運動場館等實施實名化措施，應回歸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也就是明確告知民眾蒐集、處理及應用的範圍，並且以必要的資訊為限。
最末，回歸本次疫情，《紓困條例》既然訂有期限，於期限過後，政府已無持有因疫情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之正當性，原則上應予銷毀而不予保存，避免不當使用。
願疫情早日平息，人人平安，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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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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