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柯沛辰／採訪報導
「老哥，我們要回家了！」85歲老兵高秉涵恭敬地對懷中的骨灰罈說道。20多年來，他親自抱著一罈罈骨灰，無償將上百位孤獨老兵送回大陸，起初是為了對戰友的一句承諾「我一定送你回家」；後來，是為了更多像他一樣漂泊離鄉，卻沒一樣幸運的人。
高秉涵1935年出生山東荷澤，是標準的國民黨家庭。後來國共戰火席捲東北，父親遭共產黨槍斃，年僅13歲的他被迫逃亡，一路見識戰爭殘酷，輾轉流落台灣。來台後，他與野狗在垃圾堆搶食，在台北火車站當童工，雙腿險些截肢，靠著半工半讀考上建中、國防大學法律系，成為一名律師。
「台灣養了我超過70年，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母親。我在大陸說『我要回家了』，是回台灣；在台灣說『我要回老家』，是回荷澤，兩邊都是我的家。」
▲高秉涵送老兵回大陸／華視節目畫面（華視、高秉涵提供）
國共戰火席捲 父親遭就地槍決
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紹唐，是清朝最後一批公費留學生，追隨國父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建同盟會，參加革命、推翻滿清。中華民國1911年建立後，宋紹唐見識到日本明治維新迅速崛起，建議女兒及女婿趕緊前往日本學習，歸來後為國貢獻。
高秉涵的雙親認為，中華民國百廢待舉，正需要教育工作者，尤其鄉下農民沒有知識，亟需教育資源，怎能在此時離開？於是，夫妻倆選擇擔任鄉村教師，一輩子都待在鄉下了。
很快的，高秉涵在荷澤出生，上有兩個姊姊，下有一個小3歲的弟弟，但父親在距離較遠的鄉村學校當校長，平時都由母親照料、嚴格教育，所以他特別依賴母親。
1947年1月20日凌晨，身為國民黨員、鄉村小學校長的父親，在荷澤家鄉被共產黨地方部隊就地槍決，殺一儆百。家中兩個姊姊早前去外地，再也沒回來，家人都以為兩人死在了日軍轟炸下。殊不知父親被槍決那一年，大姊不僅在延安當選共產黨模範工作者，還在五四大會上接受毛澤東表揚，一邊高呼「共產黨萬歲」。
當時外公英年早逝，家中還有高齡外婆、奶奶，及一個弟弟，母親必須一肩扛起的兩個家的重擔，不可能離開。不過，她擔心高秉涵也被殺害，便將父親遭槍決時身上綁著的血繩交給了高秉涵，要他一輩子記得「共產黨是你的殺父仇人」，並立刻跟著國民黨部隊逃向江南。
那時候高秉涵才13歲，懵懵懂懂，哪分得清什麼國軍共軍。
終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深夜，母親瞞著奶奶，牽著高秉涵的手離開。臨行前，高秉涵向奶奶的房門、兩個姊姊的牌位磕了三個響頭，最後一站來到父親的墓前辭別。母親遞上的小包袱內，除了親手縫製的衣物、鞋襪，還有20塊大洋、20塊金圓券、一張荷澤中學新生錄取證明書，以及那條父親臨死前身上綁的血繩。
翌日清晨，高秉涵坐上汽輪馬車，一旁還有十多位逃亡的同學，每個人都坐在行李上。母親和外婆牽掛不下，往他手裡塞了一顆庭院拔下來的石榴，再次叮囑：「兒啊！萬一流亡學校解散了，你要跟著國民黨的部隊走，國軍不回來，你千萬不要回來」、「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才是國軍，紅星星的是共產黨部隊，一定要看清楚，別跟錯了……」
那時高秉涵不知離愁是何物，以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馬車開動後，只覺得手裡石榴特別礙事，低頭猛吃，渾然不知母親早已淚流滿面，一邊揚起手：「兒啊！你一定要活下去，娘等著你回來啊！」
坐在一旁的同學見狀，立刻推了推高秉涵的肩膀，「你母親在跟你打招呼！」但等到他抬起頭，馬車已經拐了一個彎，再也看不到母親了。高秉涵急了起來，一把將手中的石榴丟掉，在車上抱頭痛哭，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從此他終生不吃石榴。
▲中學入學證書。（圖／高秉涵提供）
共軍渡江南下 難民母子魂斷山谷
馬車前往南京，途中經過好幾個縣，都由共產黨控制。在最後一個縣時，幾個共軍士兵將馬車攔下來，詢問他們去路。那時同學們非常害怕，只能乖乖下車，但對方一名領導說：「小朋友你們不要怕，這裡有稀飯，你們先吃，我們送你們一程，這裡有很多壞人，會搶你們東西，我們送你們到最近一處有國民黨的地方」。
語畢，兩名共軍士兵帶槍坐上了馬車，接著問「你們最終目的地在哪？」一行怯生生地回答「南京」。共軍士兵們笑了，「小朋友你們就去吧，到時候你們在南京歡迎我們，我們很快就會去了！」
同學一行人再次上路，順利到了江南，那幾個士兵的話果真不假，共軍很快渡江南下。隨著臨時的流亡學校解散，高秉涵再次踏上流亡的路，沿路只能吃人家丟的、剩的，甚至與山老鼠搶食。
當時國軍為了逃避共軍的追擊，選擇從位在皖南、贛東及浙江三省交會的馬金嶺撤退，那是一條山間險徑，一邊是高山，另一邊是懸崖峽谷，許多軍眷、難民也在隊伍中，場面心驚肉跳。
風雨交加下，高秉涵又餓又累，連日跋山涉水，腳底板的水泡磨出鮮血，「不知何時是個盡頭？」他一度萌生輕生念頭，想著跳下山谷一了百了。或許是天色昏暗，走著走著，後頭一個孩子突然摔落山谷，一下就沒了聲響。
那位孩子的母親對著崖下聲聲呼喚，撕心裂肺，高秉涵怕她也跌落山谷，連忙將人攙住。婦人稍微冷靜後，轉過頭問：「你幾歲了？大人呢？」高秉涵回：「13歲，都在山東老家，媽媽叫我跟著國軍走。」
問完，婦人見高秉涵穿著不合腳的鞋，立刻從懷中遞了一雙新鞋，「你跟我的孩子一樣大，你要記住回家的路，別忘了母親在等你。」高秉涵連忙道謝，轉身繼續趕路，怎料這位母親立即縱身一躍，也消失在山谷間。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陷南京總統府。（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雙腿潰爛生蛆 與死神擦肩而過
爬越險境後，高秉涵隨國軍進入福建紮營休息，卻因為共軍追擊，導致一名國軍士兵在慌亂中打翻了熱粥，燙傷了他的雙腿，「那時天還不太亮，有衛兵吹哨說趕快走、共產黨快來了！我就趕緊走，結果那個士兵跌倒，一瓢碗的熱稀飯就掉到我腿上，我當下沒有痛，只是雙腿一麻。」
中午，高秉涵又餓又累，跟丟了大部隊，夏天高溫下，燙傷的小腿起了水泡，伴隨劇烈疼痛，他開始發燒，這是他第二次浮現輕生念頭，「我的兩腿腫得跟冬瓜一樣，蒼蠅揮之不去，傷口開始生蛆。你想想看，一個成年壯漢的腿嚴重燙傷，如果發燒，傷口又腫，又生蛆，都不一定能活下來了，我一個13歲的小孩要怎麼活？」
高秉涵一跛一跛地走，不知不覺被共軍追上，甚至遠遠落後整支部隊，「共產黨士兵看到我這個小難民也不管，頂多分一口飯給我吃。」直到一名身背紅十字包的共軍衛生員叫住了他。
「小朋友你腿上都是蛆，腫得很嚴重，我來救救你！」高秉涵一看帽子上的紅色星星，怕得連忙想跑，但雙腿一陣劇痛，根本跑不動，就這樣被拉到附近一處泉水洗傷口、敷藥水。
包紮完成後，高秉涵本想說聲謝謝，但他明明正在逃避共產黨追殺，向對方道謝「心裡總覺得怪怪的」。年幼的他有些矛盾，不禁心想「原來共軍裡面還是有好人，但奇怪了，為什麼好好日子不過，一定要打仗呢？中國的大人們真是笨吶。」
多虧這位好心的衛生員，高秉涵的雙腿經包紮後，停止了惡化，慢慢能走比較快些，「那時候我想找國民黨，最後是跟著共產黨追擊的方向找到了。」
▲高秉涵雙腿上的傷疤依舊清晰可見。（圖／記者謝婷婷攝）
國軍晚5分鐘炸橋 救他一命
那一天，高秉涵途經福建建陽，遇見了由東而來的最後一支國軍隊伍。當時已近黃昏，走在前頭的國軍擔心被共軍追上，先行通過建溪上的建甌長橋，獨留他在黃昏下緩慢行走。
突然間兩端槍聲四起，後頭的共軍追了上來，高秉涵無處可躲，被迫彎腰杵在橋上。橋東頭的國軍士兵急喊：「橋上的小朋友！趕快跑過來！快！快！快」另一頭的共軍則高喊：「兄弟們！投降吧！你們已經無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雙方一陣駁火。
眼見高秉涵一點點地往橋東爬，兩名國軍士兵立刻上前，一把將人拉到低處。下秒一聲巨響，建甌橋被炸成兩段，阻止了共軍的追擊。事後才知道，堅守橋頭的國軍士兵為了顧全他的性命，將炸橋時間延後了整整5分鐘。
踩著浮屍登上運輸船
1949年10月16日，共軍由澳頭渡海登陸廈門，大批軍隊及軍眷倉皇逃往東南海灘，引頸盼望運兵船的來臨。一路上，高秉涵遇到無數同鄉、同學幫助，有時給他食物，有時牽著他的手走了好一段，他總算跟著隊伍來到岸邊。
黎明時刻，兩艘可載萬人的登陸艇靠岸停泊，數萬軍人、軍眷如潮水般湧向船艇，你推我擠，人踩人慘狀竟將海灘染成一片血紅，無數人被擠壓推倒在水下，淪為一具具浮屍。
高秉涵別無他法，只能踩著浮屍上船，沒想到一名士兵突然壓住了他的頭頸，想從他身上爬過去。他無力反抗，幾乎要喘不過氣，在死亡邊緣徘徊，好在一位年輕軍官搭救，一把推開對方，又竭力將他推上去，讓他免於成為灘上亡魂。
登船不久，船艦嚴重超載，被迫收起舷梯。被擠落海的人苦苦掙扎，不斷招手求救，高秉涵不忍去看。岸上的人眼見沒機會上船，擁擠地哭成一團，還有士兵由絕望轉為憤怒，不斷舉槍朝船隻射擊。
來台以前，高秉涵對台灣沒有任何印象，直到逃到了漳州，才從沿路撤退的士兵口中聽聞「我們要逃去台灣」，大抵知道台灣是一個島。
回首這段長達一年的逃亡之旅，高秉涵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也好幾次想自殺，「但我想到媽媽那句話，媽媽還在等我回家，就打消了跳下去的念頭，是媽媽那句話救了我。」
「一定要活下去。」是高秉涵想念媽媽的方式。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夜宿台北車站 與流浪狗搶食
1949年10月底，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船隻停靠在高雄港，那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港口。高秉涵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看著大街小巷的難民，他連討飯都沒有餘地，本想投軍混口飯吃，又因年紀太小被拒絕，對未來感到一陣茫然。人海中，他巧遇長幾歲的同鄉，對方雖自身難保，投軍前仍勉強贊助了他一張車票。
高秉涵不知何去何從，最後跟著人群一路來到台北車站。
台北準備入冬，氣溫逐漸下降，高秉涵每天都到東南方一座大型垃圾場翻找食物，在車站大廳角落席地而睡，數次遭巡邏警持棍驅趕，後來，他幸運撿到一件有點破洞的皮夾克，陪他度過寒冬，這樣的日子持續整整2到3個月，「每天我就找根棍子，跟狗搶東西吃，垃圾場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台鐵一位清潔工孔老先生發現後，見高秉涵是個孤兒，飢寒交迫，走路又一跛一跛，於心不忍，開始從員工餐廳偷帶飯菜。1950年春節後，孔老先生告訴他，火車站正在招考10到15歲的童工，專門在月台叫賣木片便當，錄取後不僅可以解決吃住問題，還能到鐵路局醫院治療腿疾。
高秉涵點了點頭，在孔老先生引領下，很快順利通過面試，並到醫院看診。不過，醫生看到他的雙腿時，當場大吃一驚，厲聲問道：「你的父母呢？」他怯生生回答：「在大陸，我在台灣沒有親人」。這時醫生口氣趨於和緩：「小朋友，你的右腿已經感染，再晚一個禮拜就要截肢了，必須要馬上住院……」經過一個月住院治療，高秉涵逃過截肢的命運，這位好心的孔老先生也改變了他往後的一生。
▲高秉涵來台路線圖。（圖／ETtoday製作）
半工半讀考上建中 成為軍法官
冥冥之中似有牽引，有一天，高秉涵正在台北火車站月台叫賣，一名中年婦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高家的孩子嗎？你怎麼在這裡？」他回頭一看，這位婦人竟是他的小學校長李學光，一時間他驚喜萬分。
「李學光跟我父母很熟，她一看到我，就說你這個年紀要趕快想辦法讀書啊，一晃眼讀書的時間就沒有了。」
當時高秉涵到底是個孩子，能夠逃來台灣、平安地生活下去，早就心滿意足，哪敢奢望上學讀書？聽到這裡，不禁眼睛含淚、巴巴地望著李校長說，「俺想回家，俺想娘」。校長正色地說，「傻孩子！想媽媽沒有用，我們這輩子能不能回家還不知道……」
在校長夫婦的悉心指導下，高秉涵為求兼顧工作，1952年考進台北建中夜校初中部，為了學業辭去叫賣工作，但半工半讀的苦讀歲月正要開始。因緣際會下，他平時白天到北投復興崗政工幹校（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醫務室打工，假日去幫美國人洗車。
1955年，高秉涵順利考取建國中學，但營養不良、休息不足，加上課業壓力，使得他腸胃受損，身形逐漸消瘦。為了結束半工半讀，不再為吃飯發愁，他考取了公費的國防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成為了一名軍法官。
「想念媽媽的時候，我就跑到北投大屯山，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家鄉的方向大哭一場。後來當兵，我就寫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把想說的通通寫下來，心裡就比較舒服一些……」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與母親的最後一次合照。（圖／高秉涵提供）
軍法官的第一個案子 「我殺死了一個想媽媽的人」
1963年國防大學畢業後，高秉涵為了償還公費，一簽就是10年，首站分發金門駐軍軍事法庭。隔年，他審理人生中的第一件案子「金門逃兵案」，當庭問這名逃兵「為什麼要逃？」不料對方一句「我想媽媽」，深深敲擊他內心深處，而他卻別無選擇，只能顫抖簽下那紙死刑狀。
這名逃兵名叫鄭鳳生，本是廈門一名漁民，父親早年身故、母親癱瘓。那天母親發高燒，他去鎮上買藥，卻在路上被強抓入伍，莫名其妙來到台灣。15年過去了，輪到他所屬的部隊駐防金門，他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位於金門本島西南方的烈嶼，距離廈門最短不過幾千公尺，天氣好甚至能眺望家鄉。
夜哨站崗時，鄭鳳生抱著汽車輪胎跳下海，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不過，海流並不眷顧，他迷失了方向，轉了一圈，被海水弄糊了眼，上岸還以為自己到了廈門，逢人就舉雙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來的！沒帶武器！」但他不知道，自己抵達的不是廈門，而是金門，一下就被捉了起來。
國防部的批示很快下達，但高秉涵不想審，忍不住問上級：「能不能換一個人當主審？第一次接案子判死刑，我怕我不行」。長官瞅了他一眼，「其他人跟你一樣，也都有情緒，誰不想回家？但上面已經定調了，從嚴從快，審判只是走個過場，盡快結案。」
高秉涵花了一個晚上整理情緒，徹夜難眠。開庭時他問：「你知不知道這很嚴重？」鄭鳳生回答，「我知道，但我這麼做，至少有一半的希望能見到媽媽，不成功我也認了，畢竟這支部隊來金門後，3年後就要回去了，到時候就沒機會了。」
按照當時法律，敵前逃亡，唯一死刑。高秉涵臉面無情，內心早已泣不成聲，不斷問自己「探望母親有罪嗎？」
「我想跟他說，『我也想家，我的情緒和你一樣，甚至比你還想逃。』如果荷澤縣在廈門，我可能比他跑得還快，而且做得比他還早，以死換取回家的機會。」這些是高秉涵沒能說出口的。
第四天凌晨，鄭鳳生被槍斃了。行刑前，高秉涵為他帶了一瓶高梁，鄭鳳生則遞出一張寫有母親姓名和地址的紙條，希望高秉涵有一天若回大陸，能代為探望母親；這是他的最後一個願望，如此卑微。
行刑後，高秉涵在辦公室痛哭，「我心裡虧欠一輩子，我殺死了一個想媽媽的人。」
兩岸開放探親後，高秉涵第一站不是先去找家人，而是帶著鄭鳳生的衣物到廈門，一路循紙條上的地址，「但我到廈門以後，那個地方都不見了，房子都不在，都找不到了，連鄰居也沒有，變成一座大樓。」
一句承諾 送戰友骨灰回鄉
1973年，高秉涵脫去法官服，轉職律師，在高中死黨的資助下，順利成立律師事務所。不同於其他孤苦無依的戰友，他順利娶妻生子，生活品質逐漸改善，但他始終沒忘記那些牽著他逃亡的同鄉人，主動籌組了台灣荷澤同鄉會，提供事務所給荷澤老兵當家，並在他們戶籍的緊急聯絡人欄位填上「高秉涵」，決心當他們唯一的依靠。
多年來，老兵們都以為「反攻大陸」勢在必行，相信政府一定會帶他們回去，這是回家的唯一方法。不過，兩岸情勢長年僵持，他們漸漸認清「回不去了」，不禁感到絕望。
這些老兵淡淡地囑託高秉涵，「我們年齡也到了，你年紀最小，我們來的時候都20幾歲，你才10幾歲，萬一兩岸開放前我們都走了，你別忘記把我們骨灰扛回家。」
高秉涵說，他20多年來抱了上百罈骨灰回大陸，最遠的送到了新疆，「一開始都是幫認識的，但後來消息傳開後，漸漸變成全國性的，都是幫沒有家室、孤苦無依的老兵。」
有時候骨灰罈幾乎放滿了房間，「我太太也是國防醫學院的，她對於骨頭心理上沒太多意見，但一開始我的孩子有意見，因為家裡書房擺滿骨灰，整個床旁邊也是，我睡覺時周圍都是骨灰。」
女兒曾抱怨，骨灰罈上的照片像在對她笑，有時心裡會「毛毛的」。但高秉涵告訴她，「不要怕，我們家不信教，不信鬼神。如果妳認為這裡面有鬼，可以想想看，現在我抱著他回老家，他應當感謝得不得了，外面如果有鬼要進我們家，他可以幫我們看門。」
話鋒一轉，高秉涵也感性地跟兒女說，「當初是他們牽著我的手，到台灣來的，我要感謝他們，我做這個事情是在感恩。」
「他們就接受了。」後來幫忙抱骨灰最多次、開車載高秉涵的，正是女兒。
▲高秉涵主動成立同鄉會，盼給戰友同袍們一個歸所。（圖／高秉涵提供）
母親過世了 姊姊卻活過來了
1979年，高秉涵隨台灣代表團前往西班牙，參加一個學術論壇，遇到了來自大陸的代表團。當時他內心浮現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趁夜寫了一封家書，想拜託對方幫忙投遞到山東荷澤去。
不過，政府官員在行前再三叮囑，絕對不能和來自大陸的人有任何接觸，「不能合照、談話、握手、有四個不能，講得很清楚，要求我們參加的這些人互相監督。」
「我信寫好了，帶著了，但不敢動。」高秉涵心有餘悸。
不過，西班牙當地沒這個概念，也不太清楚兩岸局勢，觀念裡認為「兩者都是中國」，所以什麼行程都安排在一起，「吃飯在一桌，睡覺也在隔壁，到了早上，外國人很有禮貌，在電梯裡面喊morning，但我們和大陸代表團面面相覷，一聲都不敢吭。」
迫於無奈，這封家書最終被高秉涵從西班牙帶到英國，再輾轉投遞到美國，由美國的同學轉寄到大陸去。隔年5月12日，他收到了來自廣東的第一封回信，卻沒有勇氣打開，因為上頭的署名竟是本應離世的大姊。
高秉涵內心五味雜陳，怕是詐騙，想了整整一夜，「兩個姊姊不是死了嗎？離開時還燒香拜拜，難道我活見鬼？所以我拿著這封信去請教我的小學校長。」
李學光告訴他，「有一種可能是詐騙，知道你現在做律師有錢，冒充家人跟你要東西，另一個可能是，如果大姊還活著，一定活得比你還好，因為你大姊一定是老共產黨，當年到延安跟了毛澤東。」
好不容易，高秉涵鼓足勇氣，顫抖打開來信，得到的卻是母親已在一年前去世的消息，「我後悔通信，不通信反而母親永遠活在我心目中，還有希望，一通信就沒有希望了。」
▲▼高秉涵多年來謹慎保存母親的遺物。（圖／高秉涵提供）
與牌位裡的兩個姊姊相見
為了確認這封書信的真假，高秉涵找上已移民阿根廷的學姐，拜託對方返鄉時順道確認這位「大姊」的身分，還準備了五道問題給對方，像是兄弟姊妹的姓名、家住何處、門朝哪、院子的樹長怎樣、外公姓什麼，「如果對方答不出來，那她就是假的！」
豈料，學姐見到對方時，根本連問都沒問，直接就跟高秉涵說「她是你姊姊沒錯，不用問，一看就知道你們是同一個窯子生出來了，你們倆長太像了，除了長相聲調像，還像你媽媽，肯定是一家人！」
當時兩岸還在對峙，和平遙遙無期，卻阻止不了高秉涵的思親之情。1984年，他借名義去菲律賓，實際上是跑去了香港，跟大姊、三姊和弟弟在香港見面。見面後，他才知道兩個姊姊最早就投了共產黨，現在當了高官，三姊弟生活過得很不錯。
大時代沖散了四個兄弟姊妹，把他們帶到了不同的地方。
誰想得到，短短三年後，兩岸開放探親了。
故人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家鄉，他從沒有想過，從台灣回到山東荷澤這條路竟這麼遠，一走就是42年。他的心情是激動，也有些近鄉情怯，進村後一路東張西望。幾個老人家在街頭上抽菸，見高秉涵穿西裝打領帶，好奇問「先生你找誰？」
高秉涵是春天生的，小名叫「春生」，村子裡的熟人都知道，所以他答了句「我找高春生」。但對方搖了搖頭，「高春生死在外地了，我是他堂爺爺，所以我知道」。高秉涵意會了過來，「你的小名是不是叫『三亂』？」對方大吃一驚，高秉涵立刻接話，「三亂爺爺，我是高春生啊！」
老人家頓時笑中帶淚，不能自已。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原來是這樣的情景。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鄉探親，與堂爺爺相認。（圖／高秉涵提供）
那座沒有電梯的靈骨塔
兩岸開放後，高秉涵為了這些孤苦無依的老戰友，責無旁貸，親手抱著一罈罈10多公斤的骨灰返鄉，「這些人，過年除夕一開始都到我家裡吃年夜飯，都是好朋友，就跟家人一樣，但兩岸開放前他們都走了，沒能趕得上。
高秉涵送老兵回家，從熟識的戰友送到陌生的老兵，凡是孤家寡人的，他都盡力去做。這趟旅途20多年，一路有著數不盡的故事。起初他多次往返兩岸，海關一度將他攔了下來，懷疑他運毒。如今漸漸成名了，還有空姐找他合照，知道他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高秉涵。
有一次，他將骨灰罈放在行李箱內，到機場後卻被直接偷走。他急壞了，這下該怎麼跟家屬交代？沒想到一轉頭，行李箱又莫名冒了出來，估計是偷兒本以為賺了一筆大的，結果打開發現是骨灰罈，大概覺得晦氣，又不敢肆意亂丟，索性作功德，把行李箱送了回來。
另一個故事是，高秉涵前些年到深山一處軍人公墓去迎接一位老哥，映入眼簾的那座靈骨塔目測超過十層，專存老兵骨灰，卻沒有電梯。高秉涵年事已高，抱著沉重的骨灰罈，每下一階都吃盡苦頭，不禁問管理員：「這麼高的塔，怎麼不裝個電梯？」
管理員幽幽地說，「安放在這裡的老兵，九成都孤苦無依、沒有家室，誰會來看他們？更用不著電梯了。」
有一個夢 戰友在等我
我問「這些年，心理上有得到什麼回饋嗎？」
高秉涵說，他曾經做了一個夢，從台灣搭機回鄉，結果下機後，那些同鄉手抱鮮花，一路跟他握手，「他們面孔都是骨灰罈上面的照片，所以我跟孩子說，我不怕走，如果我到加護病房了，不要給我插管，那邊有很多伴在等我、歡迎我，還有設宴席，比病房舒服多了。」
至於現在年事已高，善舉能否繼續下去？政府又是否有管道能支持？高秉涵說，「現在這方面沒管道，但我2019年成立『洄源文化交流發展協會』，在協會內有年輕律師支持我的理念，願意繼續做下去，應該沒問題。」
▲高秉涵退伍後成為一名律師。（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國家政府沒有虧欠我
我問，「您被捲進戰爭，被迫背井離鄉、家破人亡，在當軍法官時判逃兵死刑，會不會覺得國家虧欠你？或恨共產黨？」
高秉涵正色地說，「我不會覺得國家害我沒見到母親，也不覺得國家對我有虧欠。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沒有怨言，儘管見不到母親很苦，但苦的不是我只有一個人，所有1949年流浪的游子都一樣。」
「那是個大時代、大洪流，我家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首當其衝，如果我家是種田的，那就沒有問題。這個大洪流燒傷的不是我的家，遍地都受傷，大時代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恨，只有愛，充滿了感恩。現在我們都不是難民，只有那段短暫時間是難民，但我現在反而感謝那一段，因為我們受戰爭的苦，讓兩岸在這裡70多年沒有聽到槍聲，我內心滿懷感恩。」
台灣養了我70年 是我的第二故鄉
高秉涵回憶，高中時期有個同學住在北投復興崗的山坡上，對方是台灣人，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到北投火車站接他，不然他不敢上山，因為兩邊的都是豬，他害怕。
「我其實也害怕，但還是自告奮勇，常常送他上山，後來跟他變成拜把兄弟，還認了他母親做乾媽，後來他們一家很照顧我，逢年過節都喊我去他們家吃飯。」
高秉涵退伍後，改行當律師，沒什麼存款，這位拜把兄弟借了他一大筆錢，讓他買房開律師事務所。俗話說，親兄弟也要明算帳，高秉涵是做律師的，自然白紙黑字地寫了一張借款證明，但這位死黨卻瀟灑拿出打火機，一把燒掉了借據……
高秉涵舉第二個例子，「我的兒子娶了台灣人，一個女兒嫁給台灣人，有了孫女、外孫女，所以我說什麼本省人、外省人，我家裡是不承認的，也不會去分那個省籍。」
高秉涵說，台灣養了他70年，就像他的乾媽，希望兩岸永遠和平，「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母親，我到了大陸說：我要回家了，是回台灣。在台灣就說：我要回老家，所以兩邊都是家。」
「我腦子裡面，人生的價值不在於有多少，而是你付出了多少，你付出的才是你的價值，你不付出，縱使你家財萬貫，有那個錢、幾十億存在台灣銀行，周圍的人都在逃難也沒有意義。」
最後，高秉涵念了一段他寫的詩，表達他對台灣的感謝：
感恩台灣
台灣，
感恩的島嶼，
我在它的懷抱裡長大，
它住在我的心中，
它像一片綠葉，
漂浮在海洋的邊陲，
它像一只甘藷，
養育著島上的子民，
我愛這片綠葉，
我愛這只甘藷，
兒時，它是我吸食的乳汁，
現在，她養著我活下去，
我是屬於它的，
它是屬於我的，
它是我恩深似海的母親，
它是我生命中的最愛，
感恩台灣，
永遠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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