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應濯 圖／多維TW提供
大陸「兩會」已經閉幕一個多月了，但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的一個說法——「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1,000元」，引發了舉國熱議，至今餘波蕩漾。為什麼一則數據會引發如此大的輿論反應？近年大陸社會流行顯富擺富，《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聲音一度充斥社會輿論的背景下，李克強的這句大實話有何警示意義？
自揭「令人吃驚」的真相
事情的緣起，是5月28日「兩會」閉幕當天，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上回應《人民日報》記者提問今年脫貧攻堅任務時，為了告誡各級政府「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策推展要考慮民生，期「以萬家疾苦為重」。李克強這麼說道：「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此話一出，迅速引發中外輿論關注，許多人感到詫異、震驚，未想到今天中國大陸還有那麼多窮人。
然而細想，「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其實並不脫離多數大陸人的認知。但凡有過中國小城市或農村生活經驗，或經常關注大陸社會底層的人，應該都知道，時至今日，仍有近40%的人生活在貧窮落後的農村，普遍收入低、機會少、生活條件差。對於14億人口的龐大基數來說，40%相當於5億多人。雖然今天中國大陸不乏一些發展程度比較好的農村，尤其是東南沿海的農村和大城市的郊區，部分農村居民收入已相當可觀，甚至超過不少城市人，但總體而言，5億多農村居民中的絕大部分人仍比較貧窮，是整個國家的底層。而在8億多的城鎮居民中，固然已有許多人過上富裕而現代的生活，衣著光鮮，家產殷實，出國旅遊就像家常便飯，與已開發國家的富人相差無幾，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蝸居在城鎮底層，長年都在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掙扎，坐不起飛機高鐵，節衣縮食，備嘗人生的艱辛。農村的中低收入農民和城鎮底層，合起來應該不少於6億人。
從抽樣調查數據來看，李克強「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說法一出，媒體就迅速找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專題小組在2019年的抽樣調查。該調查分層、線性隨機抽取了7萬個代表性樣本，顯示中國大陸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月收入在人民幣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
在大陸社會持續熱議的背景下，6月15日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對此回應稱，「關於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從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數據得到印證」，「按照住戶收支調查，全國家庭戶樣本可以分為五個等份，分別是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上收入組、高收入組，每等份各佔20%」，「其中，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數佔全部戶數比重為40%。五等份住戶收支調查數據刊載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摘要》等統計資料上」，「根據2019年相關數據，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正如國家統計局所言，「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雖然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不符合一些人對中國大陸發展成就的想像，但的確「反映了基本國情」，是一句大實話。
被「厲害了我的國」誤導
既然是基本國情，為何會引起如此熱議？因為近些年來許多人對中國大陸基本國情的認知有了偏離，社會輿論更是經常安適於顯富擺富、盲目自大的心態，給人一種社會已經十分富裕、繁華的虛幻想像。
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特別發表文章《貧困國情與改革再出發》，認為至少有三種原因導致這麼多人會對這一基本國情感到吃驚。第一個原因是在社會層面，「現在的中國是典型的商業社會，優勝劣汰，嫌貧愛富」，社會的關注點主要在富人。第二個原因是在知識層面，「學者多為資本經濟學家或資本社會科學家，為財富說話」。第三個原因在政治層面，「進入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基於對國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更為強烈」，「儘管這種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自發的，但走過頭了就造成一個不好的後果，只能說國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說『壞』的一面，只能顯富，不能說窮」。
事實上，鄭永年的解釋具有一定的洞見與說服力。過去一些年，隨著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特別是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並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大陸社會在洋溢著自信、喜悅的同時，一些人亦隨之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民粹主義情緒，並日益由自信滑向自負，在輿論宣傳上片面誇大今天中國的成績，無視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開發中國家的客觀現實。尤其是近年來，從「厲害了，我的國」到「中國全面超越美國」，再到「美國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等，不斷為這股自我膨脹的情緒「健身」。一些學者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更是刻意投其所好、吹噓國家發展成就，忽視甚至不談崛起的薄弱底層。時而久之，諸如「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國情，始終擺在眼前，就總是只能淹沒在民粹民族主義的論調之下。
從國際影響來看，諸如「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民粹民族主義論調，容易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國情和社會發展方向產生錯誤認知。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來說，中國國體的巨大，本就容易讓人心存防備，倘若再給外界國內盛行民粹民族主義的印象，無疑加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憂慮。而在近些年西方社會普遍對中國崛起懷有疑慮，尤其是中美結構性矛盾愈發凸顯的情勢下，大陸國內的民粹民族主義只會進一步刺激西方社會的敏感神經，導入惡性循環，反為整體發展增添不必要的麻煩，不僅誤民也誤國。
古往今來，不論中西，已經有無數正反面教訓，都一再證明「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能否認清國情，實事求是，相當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成敗。中共建政初期犯下大躍進的錯誤，一個關鍵原因是急於求成和盲目自信，高估彼時國家發展能力，不切實際地提出超英趕美。後來改革開放後，由於認清社會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最大開發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摒棄過去各種背離國情的錯誤指導，轉身致力發展經濟，才取得今日政經影響力已令人不容忽視的成績。
不避諱「大實話」的高層
所幸的是，從李克強的「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來看，中共高層其實對於基本國情尚有清楚認知，能夠看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光環下的薄弱底層，並未被佔據社會輿論聲量的民粹民族主義牽著鼻子走。一如鄭永年文章所言，中共的領導階層對自身的國情是高度清醒的，歷屆領導人都堅持兩個基本判斷，即在內部，中國大陸會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外部，會長期屬於「發展中國家」。
回顧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時，民粹民族主義論調已經盛行，但十九大報告仍一如既往地強調「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認為這是「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在對大陸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上，十九大報告雖然將過去三十多年沿用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調整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實是為了順應國情的變化，因為今天的中國大陸相較於三十多年前，面臨的問題不單單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即發展不充分的問題，還包括貧富分化等各區域各方面發展不均衡的新問題。
面對這樣的基本國情，近年來中共高層將扶貧列為「三大攻堅戰」之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進精準扶貧，提出要在2020年全部消滅絕對貧困的脫貧目標。儘管一些地方的扶貧工作還有發錢脫貧、數字脫貧等形式應付的問題，但總體而言，扶貧成績當稱顯著，過去幾年，每年減貧上千萬人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共將扶貧工作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本就說明，高層明白貧困國情對發展的嚴重制約。
同樣是出於對國情的認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曾推出「三評浮誇自大文風」的系列評論，嚴厲批判「跪求體」、「哭暈體」、「嚇尿體」等浮誇自大文風，認為浮誇自大文風是「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傲嬌自大心態」，是「逞口舌之快的精神勝利」，「只會製造浮誇風氣，混淆是非黑白、顛覆公眾認知、極化國民心態，毫無裨益可言」，「於國於民都可說是『瘟疫』，不可不慎，不可不防」。
現如今，在社會盛行民粹民族主義，許多人對國情有一種虛幻想像的情況下，李克強在全國「兩會」的正式場所，強調疫情後民生工作時道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事實，將眾人的視線從想像拉回現實，不失為對「厲害了，我的國」的警醒，有助於中國大陸在崛起過程中，讓世人對其基本國情保持清楚認知，避免誤判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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