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孫于珊／台北報導
司法人員偵審跨領域的專業醫療糾紛，尤其開刀手術過程是否有瑕疵，幾乎都要靠「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提供鑑定意見，但鑑定報告不具名，內容出現疑義時，無法傳喚鑑定人作證釐清，除了台大整型外科名醫黃慧夫，過去也曾有2名醫師靠自己挑戰鑑定報告逆轉打贏官司，律師陳禾原指出，醫療與司法聯手破解2大專業的鴻溝，是官司勝敗關鍵。
▲黃慧夫質疑醫審會鑑定流程，不該對同一案件出現2種相反結論。（圖／記者黃彥傑攝）
台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外科醫療部長、消化外科名醫丁金聰，2012年間為一名癌症患者切除肝臟腫瘤，手術雖成功，但患者當晚就出現出血性休克等危急狀況，最後不治身亡，一審認定丁疏於照顧，未讓病患術後在加護病房觀察，判刑10月。
丁金聰上訴糾出「醫審會3次鑑定說法不一」，包括「術後肝衰竭及術後出血之發生率及死亡率」，較早的鑑定意見引用不同的文獻數據，第3次鑑定才說相關數據「眾說紛紜」，高院也認為不能用這種「無適當明確代表數值」來認定醫師是否有疏失，且仁愛院區2009年至2011年間，切除肝葉大於3節的手術病例，有60%以上術後未入住加護病房，無證據顯示丁不把病患送加護病房違反常規，改判丁無無罪。
▲律師陳禾原認為醫師和律師充分合作，才能跨越專業鴻溝，讓醫糾訴訟結果更接近事實。（圖／記者孫于珊攝）
另起案例是2006年5月間，婦產科名醫師張少萌的父親，因胸痛到台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急診，因林姓醫師長時間沒再迴診，張父病情延誤，因心肌梗塞不治，雖醫審會2度鑑定認為急診醫師無過失，檢方因此不起訴林。
張以自身當醫師的經驗，認為林不該輕忽病患喊痛的感覺，堅持聲請再議，並提供大量醫學文獻資料，林最後被起訴，高院還在判決中指出醫療過失包括「漫不經心或學養不足所造成的疏忽與結果」，並將林判刑，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
中成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陳禾原指出，醫療鑑定最常見的是要判斷醫師處置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但這是個抽象的概念，鑑定意見常因此出現「通常」、「可能」等用詞，這和法律講究「絕對證據」有落差，而法官對證據的「解釋權限」很大，對鑑定報告的解讀會成為勝敗關鍵。
▲連江地院院長廖建瑜認為，法官多了解醫療實務和臨床狀況，才能更精準判斷醫療訴訟爭點。（圖／記者姜國輝攝）
陳禾原針對上述2個案例及自身經歷指出，醫師面對訴訟時，能否以自身專業與律師充分合作，畢竟司法和醫療隔行如隔山，「醫師提供素材，由律師用『精緻的手工藝』說明給法官聽」，把訴訟聚焦在真正的法律爭點上。
連江地院院長廖建瑜則舉例，一般人都覺得，對瀕死的患者做CPR才能救活人，但是法律要考量個案的身體狀況是不是一定用CPR就能活，還是需要使用其他急救器材才有效果？法律必須確定做CPR可達百分之百救活人命，才能苛責醫師為何不做CPR，不能光是詢問科學上CPR救活病患的機率，就當作判決依據。
廖建瑜建議，法院在送請醫審會鑑定個案時，不能被檢辯雙方影響要求鑑定的內容，因為當事人可能因自身專業，在請求法官提問時，迴避對自己不利的問題，這樣會拉長訴訟時間，甚至使得全案永遠無法進入真正的問題爭點，因此審判醫療案件的法官盡量自修或參加研習，多了解醫療實務、臨床狀況，才比較能掌握醫療糾紛的爭點，做出更精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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