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姓男子在2018年10月間吸毒後，在家與母親起衝突，竟跑到廚房拿出菜刀朝母親猛砍，還把母親頭顱丟到社區中庭一樓，當時引發社會議論。一審判決梁男無期徒刑，近日二審竟改判為無罪，且連個監護、交保都沒有，合議庭當庭指示法警，聯絡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將梁男帶回安置。
判決一出，引發諸多討論。到底在這樣的司法處置之下，誰能保護大眾的生命安全？怎麼放任這些精神病患、吸毒者等不定時炸彈在各地遊蕩，將人民的生命安全隨時隨地暴露在危險當中？
高院判決無罪的主要理由是，梁男原就有吸毒習慣，再加上吸食「卡西酮」類毒品，「完全喪失」行為時辨識能力。這是繼今年4月底，嘉義地院審理鐵路警察遭刺死案，法官以行為時喪失辨識能力，判決殺警的鄭嫌監護5年、50萬元交保停止羈押後，又一件引發社會議論的判決！
但這兩個案子最大的差別在於，精神生病是不能控制的，但吸毒可以。罹患精神病不按時服藥以控制病情，致使病情惡化進而殺人，已讓人無法原諒；而吸毒已經是犯罪行為，利用吸毒造成心神恍惚殺害自己的母親更是罪無可逭、天理難容！難道台灣的法律拿這些人一點辦法都沒有嗎？
《刑法》第19條規定，行為時欠缺識別能力者，不罰。這是因為現在刑罰的基礎在於責任，責任的基礎又在於「辨別是非善惡，以及決定行為的能力」，欠缺這種能力就不需要為行為負責，這叫作「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但又怕這樣的規定，會讓有心者利用處於這種情形下犯罪，所以《刑法》第19條第3項「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不適用免責的規定，法律專業用語上稱之為「原因自由行為」（actio libera in causa）。
判決後很多人質疑，梁男在行為時縱然經鑑定結果是無識別能力，但這是吸毒造成的，法官為什麼不認為是「原因自由行為」？可是該法條的適用極為嚴格，只有下述三種情況才有適用餘地：
1.「在精神、心智正常時，已有犯罪故意，故意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實行犯罪行為」。例如：某甲想殺乙，但又不敢，因此故意喝酒，使自己變成精神障礙後，把乙殺死。
2.「已有犯罪的故意後，偶然因過失陷入精神障礙狀態而犯罪」。例如：丙想殺丁，但一直沒有勇氣去做，後來因為與戊、己聚餐飲酒，酒醉變成精神障礙，將身旁的戊誤認為丁而動手殺死戊。
3.「原本沒有犯罪故意，但客觀上可以注意自己喝酒或施用毒品後，會有動手打人的習慣，但自己主觀上卻不在意」。例如，與朋友聚餐飲酒，陷於精神障礙，而將在旁的人打死。
可是沒有證據顯示，梁男事前有殺害母親的故意，也沒有預見施用毒品後會產生嚴重的精神病症狀，以及此病狀會對他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不符《刑法》第19條第3項「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仍應依同條第1條判處無罪。
▲高院判處桃園男子梁崇銘弒母案逆轉改判無罪，隨後由桃園市衛生局與警方人員陪同送往桃園療養院接受醫療評估。（圖／記者沈繼昌翻攝）
看來這個案子除非推翻「行為時完全無識別能力」的鑑定結果外，想要用「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來定罪，除非檢察官可以證明「吸毒時就有殺害母親的故意（包括不確定故意）」，以及「要利用吸毒導致識別能力喪失的情狀下去殺害母親」這兩項要件，恐怕極為困難。
而這也是「刑罰的極限」！人民再怎麼不滿，先肉搜承辦法官的過往，再來謾罵法官不食人間煙火，是白堊紀恐龍，也無事於補！法官有依照法律及證據審判的義務，這也是法治國家保障人權的基礎，人民反而應該回頭過來感謝法官無懼於輿論的壓力、情感的掙扎，能夠理性的逐一審視法條構成要件的該當性，捍衛法律最後的尊嚴！
每當有這類重大刑案被法院判決無罪時，經常可見檢察機關長官，對媒體表示判決結果不符合社會正義、社會期待！可是法院的判決要靠證據，法官本來就沒有要做出符合社會正義或社會期待判決結果的義務，反倒是檢察機關是不是該去檢討起訴的門檻要不要拉高一些？不要老是等到被判決無罪後再來放話，這形同對於司法公信力再補上一刀！
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行政機關，尤其檢察及衛生部門，該如何有效掌握精神病患及吸毒者的行蹤，才能作有效的事前預防。但目前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人數只是眾多精神病患的極少數，而傳說中的「司法精神病院」也只有在重大刑案發生時才躍上媒體版面，事後仍然船過水無痕。行政機關長期怠忽法治基礎建設，每當重大刑案被法官判決無罪，就把判決結果不符合社會正義、社會期待的帽子扣在法官身上，這樣公平嗎？
好文推薦
●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