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由國民法官審理桃園弒母案，當評議有罪時，雖採三分之二決，卻須至少有一位法官的意見，就使國民法官很難翻轉現有的司法狀況。（圖／記者吳銘峯攝）
桃園殺母案於第二審逆轉改被告無罪，引發社會震盪。而因在2023年1月1日開始，殺人案件於第一審，須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來審理，這到底會產生如何的變化？
類如殺母的案件裡，有爭執者，並非殺人的事實，而是行為時是否具有完全的責任能力，至於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就得依賴精神鑑定報告。而在採取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裡，為了避免審判者產生偏見，故檢察官在起訴時，除起訴狀外，是不能將相關卷證併送於法庭，因此包括精神鑑定在內的書面報告，就只能在正式審判時由檢方提出。
面對內容複雜且專業的鑑定報告，6位國民法官實無法於短短數日的審理期間就能加以掌握，更遑論可與已習於程序操作的3位專職法官分庭抗禮。為解決此問題，就一定得讓鑑定者出庭陳述，並接受交互詰問。惟目前的審判實務，因多委由機關鑑定，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是否要由實際鑑定者出庭報告，乃由法官裁量，致使現行機關鑑定的場合，幾乎只提書面報告。如此現象，未來於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裡，就肯定不能存在。
又現行得委請鑑定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僅限於法官與檢察官，被告僅有向法院聲請選任之權，這就與檢察官形成武器不對等。尤其是像精神鑑定，總存有某種程度的主觀性，若僅有檢察官或法官所委請的單一鑑定者，會讓國民法官無從比較。故對於英美法，由當事人自費委請專家證人的制度，就有引入的必要性，但這又涉及道德風險與法律扶助能否涵蓋於此之問題，就得有審慎的配套。
又於精神障礙對行為的違法辨識或控制能力之影響，以及喝酒或吸毒而殺人能否因此免責等等，法院判決不僅在不同審級會有歧異，更常與一般人的法感情有差距，故藉由6位國民法官的參與，或可多少消弭這樣的疑慮。只是在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裡，因是採合審合判，且法律解釋專屬於3位法官，就很難防止國民法官的意見受影響。而於評議有罪時，雖採三分之二決，卻須至少有一位法官的意見，就使國民法官很難翻轉現有的司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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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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