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25周年慶典。（圖／本報資料照）
文／楊家鑫
隨著2016年蔡英文上台，缺乏共同政治基礎的兩岸官方中斷協商對話，陸委會與國台辦、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互動，只剩下口水互噴與傳真機收發。而當台人在大陸遇到緊急危難時，出面協助的往往是「台協」與「台企聯」，例如包機協商、在疫情期間千里送藥等。但在兩岸對立現狀下，台灣社會對大陸台商組織的印象依舊模糊，毀譽參半。
六四之後 官民合意共推台協
台協是「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的簡稱，其誕生與全球化、台灣解嚴、大陸改革開放的台商西進潮有關。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和外匯管制，並開放赴陸探親，兩岸經濟關係迅速升溫。大陸國務院隔年6月順勢公佈《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為台商赴陸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政策條件。
即使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台商也未停下赴陸投資的腳步。台灣官方於1990年1月正式開放台商有條件間接對大陸投資，形成台商西進投資的第一波熱潮。台協此時應運而生，眾所周知，第一家台協是1990年3月成立的「北京台協」，但它並非是第一家「籌備」的台協。
曾任深圳台協籌備組秘書長的九江台協會長蔡正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六四事件後，人心惶惶，不少外資撤退，當時深圳台辦就找還在當地的十幾名台商座談，詢問：「想不想成立台協？」
事實上，大陸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已提及允許台商申請成立台商協會。蔡正富說，此時又問，應該就是為了「安台商的心」。而當時在座台商異口同聲說好，台辦就找有商會經驗的他與另一位台商呂勝瑞負責籌辦，一同起草大陸第一個台商協會組織章程。
但此時出現一段插曲，國台辦接到消息後說「深圳特區可以摸索成立，但北京必須先成立」，所以後來兩人先跑到北京協助籌辦。「因此深圳是第一家籌組、第二家成立的台協」。
談及台協成立究竟是官方先建議，還是台商主動提及，蔡正富說：「當時台商都害怕大陸無法堅持改革開放，誰敢呀？」不過後來台商希望能有組織，來維護自身權益，地方政府也樂於「以商引商」，雙方都有意願，加速各地台協的成立，也穩固了台商留在大陸發展的信心。
大陸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前東莞台協會長翟所領也表示，台協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拓展人脈、相互幫助，且便於與官方互動。畢竟台商離鄉背井，人多力量大。
組織遍佈大陸 近五年增速大減
根據大陸相關法規，台協是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組織（社會團體）。但最特別的是，台協是唯一台灣人在大陸合法成立的民間團體，企業會員必須是台資，個人會員須有台胞證，這意味著，他們都有台灣戶籍。
其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為台商與地方政府溝通的橋梁，反映台商意見，維護其合法權益；二是從事公益，如敬老救濟、興建希望小學等；三是促進兩岸交流，舉辦各項活動。
本刊透過公開資訊與電話訪問，分析全大陸152家台協的成立時間、會員數、現任會長產業類別等數據，發現包括企業成員與個人成員在內，152家台協至少有24,000個會員，其中，東莞、上海、廣州、崑山、深圳、廈門、蘇州等台協會員數逾千。
在地域分佈上，除了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之外，所有省級地區都有台協蹤跡。數量最多的前三大省市為廣東22家、江蘇20家、山東16家。
而從台協在不同階段的成立數量來看，1990年代是珠三角地區如雨後春筍，此時以中小傳產台商為主。1995年開始則是江蘇等長三角地區增速最快，多為資通訊電子產業。2005年之後為華北與中西部並起，原因是大陸內需市場快速發展，台商也從製造業分散到服務業。
從圖2來看，在前5個5年，平均都有28家台協成立。到了2015年之後，受到兩岸關係再次趨冷、大陸經濟結構轉型，台商拓展大陸版圖的動力下降，只有11個台協成立，新增數大減。
另一方面，從152位台協會長所屬產業來看，有82位從事石化、紡織、機械、食品等傳統產業；47位從事房地產、教育、觀光、金融等服務業；18位從事電子、環保、太陽能等新興製造業；僅有5位從事農業。
針對台協會長多為中型傳產，有台商認為，大企業本身就受到政府重視，對於台協平台也就不那麼在意。也有台商表示，也更因主要是中小企業主，捐錢、捐時間，可以自己講了算，所以在台協比較活躍。
台企聯溝通中央與地方
在地方性台協之外，2007年4月16日大陸還成立了「台企聯」（全稱為「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是各地台協組成的聯合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扮演聯合各地台協與大陸中央部門溝通的平台。
目前台企聯的會員已增至近300家，除了152家台協的會長，還有企業會員以及少部分榮譽會長等。目前內部劃分為北京、上海、廣東等11大區，由常務副會長統籌。並設有台商服務、青年、婦女、轉型升級、兩岸交流、一帶一路、社會公益、金融等13個工作委員會。
探尋台企聯的成立緣起，參與籌備的榮譽會長丁鯤華對本刊表示，這是台商爭取的，尤其是廣東台商。當時的東莞會長張漢文認為，包括海關稅則、勞保、人身安全等問題，不是當地政府能夠解決的，大陸中央也不會因為一個地方商會的建議就修正，所以必須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後來，台商也說服了國台辦。
據台企聯說法，其宗旨是增強會員交流，溝通會員與政府部門，反映經營的建議，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舉辦社會公益活動，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接受國台辦與民政部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
丁鯤華強調，台企聯的目標非常單純，一是服務台商，二是匯總各地台協問題，轉達給國台辦，由國台辦協調其他部門，為台商爭取權益。例如向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社部）表達對勞動基準法、合理配置「五險一金」的建議；向海關總署提出對關稅的意見；向國務院表達對地方政府取消台商優惠政策的意見等。
然而，相關法規明定台商組織「不得危害國家的統一」、「擔任會長必須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台辦是業務主管單位」、「為方便聯繫政府有關部門，台辦人員可擔任台協職務，但不領取報酬」。在兩岸關係越發敏感之下，都被台灣輿論冠上所謂「統戰」疑慮。
丁鯤華直言，各地台協只是地方民間組織，沒有任何行政力量，在行政平級原則下，單靠台協名義，大陸地方政府根本不理會，有台辦人員在台協擔任職務，才能與當地部門對等溝通。
他進一步表示，邀請國台辦主任擔任榮譽會長，是當初台商們規劃章程時設立的，國台辦主任是最瞭解兩岸關係的人，即便離任，也還有運籌帷幄的空間，可確保其台商政策延續，也是台企聯發展的指導。
他說，台企聯還想盡辦法找大陸海關總署、出入境管理部門、公安部等相關單位來當顧問，雖非正式管道，但可以直接聯繫諮詢。「當時有很多前置條件，是現在兩岸人士想像不到的困難」。
兩岸官方冰封下的「介質」
雖說台商不斷強調「不涉政治」，但在兩岸官方政治「不通」的時期，台商組織也確實擔任某種交流介質的角色。
丁鯤華指出，希望成立台企聯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兩岸官方關係冰封。雖然1992年曾出現辜汪會談，兩岸氣氛一度轉好，但1996年李登輝講「戒急用忍」，又遇到飛彈危機，加上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的「有效管理」，從李登輝到2008年，海基會有十多年雖然存在，卻無法有效服務台商。
他說，這令台商非常頭痛，當時台人赴陸遇到病故、交通意外、證件遺失等急難時，海基會都無法處理，也沒有能力到大陸協助，只得委由台協負責。
上海副會長蔡世明也表示，2000年後，兩岸官方基本就斷了，這種情況下，台灣有些團體到大陸，會藉由台協瞭解大陸情況，大陸相關部門也會透過台協瞭解台灣情況。同時，台人遇到困難，只能透過台協幫忙，協調大陸部門，再通知台灣部門，台協的兩岸交流角色就慢慢凸顯出來。
他說，到了2008年馬英九上台，海基會、海協會可直接交流，台商組織就退居二線。但時代在輪迴，民進黨再次執政，兩岸官方陷入冰封，台協又有了角色，例如海基會也請上海台協幫助到上海搭「類包機」的台灣人。
此外，面對近來大陸台商不斷被台灣輿論「赤化」，丁鯤華感嘆，台商並不是代表大陸講話，也代表不了大陸，北京真的要做什麼動作，台商也不知道。他們只是想讓台灣民眾從另一個角度看事情，希望兩岸執政者不要衝動，給台灣多爭取一些空間。
台商陷「代理人」危機
不可否認，台協、台企聯等大陸台商組織的成立初衷與主要目的，是當時到大陸打天下的台商們為了相互照應、交流訊息、互通人脈，並與大陸政府溝通協商，維護其應有利益。
然而，由於兩岸官方關係起起伏伏，台協身為遍佈大陸各地，且係持台胞證的台人唯一合法民間組織，成為兩岸官方機制停擺下，協助在陸台人的平台。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兩岸官方的「通氣管」，還能將「氧氣」送到亟需幫助的台人身上，緩和兩岸氛圍。
當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兩岸再次冰封，原以為台商組織將再次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民進黨2019年重新祭出「反中」牌，修正「國安五法」，通過《反滲透法》，深化兩岸敵我意識，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台商群體，且正在發生。今年5月就有長沙台協會長等7人被檢方以收受台辦資金賄選而起訴，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但不乏政治警告意味。
姑不論前述台商是否被定罪，但一系列的輿論操作，都讓「中共代理人」標籤在大陸台商群體上「越貼越緊」，使得台商組織的兩岸「通氣管」功能不斷弱化，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會被民粹輿論解讀為「統戰」、「賣台」。
平心而論，近年來隨著政府強化反中氛圍，台商、台師、陸配等「兩岸族」正逐漸被邊緣化、被標籤化，這些熟知兩岸情況的人群正被迫自我消音，溫和理性的思考退場。台協這類的涉台組織，亦在兩岸夾縫中艱難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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