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鏡週刊
高中升大學是思覺失調好發年齡，這階段不僅是青少年自我探索成長期，同時也是他們人生初次職涯發展的十字路口，縱火醫學生的矛盾糾結並非她一人獨有，社會框架與醫學教育的封閉，如同一道緊箍咒，讓他們進退維谷。
那是除夕前幾天。夜半，陳美秀接到小如同事來電，一家人開車到台東等第一班飛機前往綠島，「小如當時在監獄當文書，住在宿舍，卻突然拿水果刀捅自己，後跑出宿舍求救，獲救後縫了37針。」事後劉小如哭訴不知道自己為何自傷，只知道自己很害怕，「我一直問有沒有人幫我，都沒有。」陳美秀忍痛回憶：「她一直喊『媽媽我好痛』…」
休養期間，劉小如經常敲打自己腦袋，狂喊「我什麼都記不住。」有時則突然對陳美秀大叫，「妳在幹嘛！」陳美秀想帶她就診，或帶劉小如參與教會團契的輔導，劉小如異常抗拒，「她會說我有病、憤怒作勢要掐我脖子，說我才該看醫生。」
戰戰兢兢度過每一天，時間來到案發那夜。陳美秀已就寢，劉小如卻突然衝進房把她用力拉起，力道大到她幾乎坐不穩，甚至驚醒劉國信。「問她要幹嘛？她說要跟我講話。她父親責備她不能沒禮貌，但她一直叫我下樓，我不肯，說在房裡就好，她就突然甩開我的手走掉。」陳美秀被劉小如的行為惹火，沒上前追問，與丈夫重新睡去，豈料再睜眼，卻見火光。
經精神鑑定，確認劉小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縱火。日後陳美秀每每向法官涕泣求情，自責沒讓劉小如及早就醫。而隨著漫長審判、媒體渲染，她開始自我質疑，「會不會我真的是虎媽？」
「她大六回來時常抱怨睡眠不足，那時我跟她爸回她，真的很累就放棄，但她說：『都念那麼久了，放棄很可惜。』」「她大六、大七好幾次返家都說：『爸爸你不要那麼累，我畢業就可以照顧你們。』還說要帶我跟她爸到林口養生村參觀，說我們以後可住那；當時弟弟不想再念電子工程，她也支持弟弟放棄，不要怕（家中負擔）。」陳美秀問：「真的是我讓孩子生病嗎？」
我沒有答案，一如劉小如保持沉默。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化名）則說，劉小如矛盾、載浮載沉的糾結並非她一人經受。「職涯想像」「地域文化」與「醫學系訓練過程」，這三組名詞的總和，是資優生的一道緊箍咒。
有苦難言 成醫路坎坷
王裕中自小成績好，被親友引薦跨區就讀，進入所謂「菁英學生圈」。菁英學生圈的家長，會如韓劇《天空之城》集資邀聘名師，養成私下開班授課的考試補習文化。他因壓力大，放棄直升原有學校資優班。「說放棄，但只是去另一間學校的資優班。因為即便沒有家庭期待，同儕或菁英圈的其他人也會有。如果不那樣選擇，就會成為異類或邊緣人。」
換學校沒有減緩他的壓力。「因為『正統』資優班的同學跟家長，還是會注意你的表現。」這讓王裕中決定離鄉念高中。高中時，確立對生物有興趣，猶豫選填醫學或生命科學系。「後來發現不喜歡在實驗室，所以選醫學系。另一考量是，醫學系不接受他系轉入，想為自己留退路。」但沒料到所謂退路，成本高昂。
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說，醫學生普遍在大一、大二就得修完所有通識與共同必修，大三、大四則要修完基礎醫學課程以應對第一階段國考，「很多人會因發現基礎醫學跟臨床是完全兩回事而猶豫。但毅然離開的人很少。」他指出，緊湊課程讓醫學生少有機會發展興趣或專長，投入的時間成本、對未來的茫然，「讓路愈走愈窄，發現困住，已出不來。」
王裕中求學過程因情感困擾與課業壓力爆發嚴重憂鬱，「當時我也不太敢求醫。」他苦笑說，醫院階級分明，實習醫生地位最低，就連護理師也可要求醫生做雜事。若人際互動拿捏不當、個性不討喜，就易起爭執、影響實習分數。而國考只是醫學生成為醫師的門票，醫師名額每年都有控管，要找到工作，實習評價很重要，「醫學系從大一以來就有非常緊密的評價系統與競爭意識，所以研究統計發現，醫學生因情感、課業壓力而罹患憂鬱、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科系同年級學生。」
緊密評價系統阻礙醫學生就醫，「醫學生會自我審查，擔心就醫紀錄影響求職。因《醫師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精神異常或身體有異狀，不能執行業務』，2018年底雖改為『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但如何認定並非病患可控制。」
家屬求情 望停審治療
2019年底，一審審判出爐，認定劉小如因精神障礙影響犯案時認知，加上家人也是被害者為其求情，處有期徒刑12年，執行前需受精神監護處分2年。陳美秀認為判決過重、提起上訴。審判期間，劉小如失常狀況愈發嚴重，會在庭上吐口水、咒罵律師。陳美秀與律師討論後，認為劉小如應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缺乏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希望停止審判程序，讓確診至今都沒接受治療的劉小如接受完整治療，以期復歸社會。
只是陳美秀的盼望落空，而劉小如的精神狀況更加起伏。2020年4月，她與同房獄友發生細故，動手甩對方巴掌，被獄友提告傷害；因劉小如已非未成年者，看守所並未通知陳美秀與律師，這起傷害案直接定讞。陳美秀直至7月才發現女兒多揹一條罪，幾近崩潰。
「審判的意義是什麼？至少要知道自己錯在哪吧。如果這個人沒有辨識錯誤的能力，對受害者或他的家庭，是否更痛苦？」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感嘆，精神障礙者犯罪後在法庭經常面臨裝病質疑，而失去正當程序保護。劉小如案較為特別，被害者家屬即是加害者家屬，可惜審判依然僵化，「這會讓所有事情在生命裡只留下問號。」
得知劉小如被控打人那天，我致電陳美秀，電話中她泣不成聲，問社會與司法為什麼這樣對待生病的人？我吶吶無言。想起至她住處訪談結束時欲打電話叫車，卻發現撥不出去。她不好意思地撐著受傷的腳送我出門、看我離去，最後孤單一人轉身走回那陰暗無訊號的房間。
註：為保護倖存家屬，能辨識、連結家屬的受訪者一律化名，以避免家屬遭到騷擾或探問，請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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