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嫌因別案遭判10年刑卻未被羈押而再犯下高雄少女拘禁案，引發討論羈押制度。（圖／記者吳奕靖翻攝）
近日引起輿論譁然的涉嫌誘拐拘禁高雄14歲劉姓少女的案件，羅姓被告因別的案子在台北地方法院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後，由於沒有被羈押，以致於有機會誘拐並拘禁劉姓少女。類似這一類被告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因為沒有被羈押，導致被告有機會再犯其他犯罪行為或是逃亡的個案出現，法院和檢方往往會成為被指責的對象，同時也會伴隨著檢討羈押制度的聲浪。
然而，羈押畢竟是法院在判決確定前，直接先把被告關進監所中，因此，無論羈押的制度如何設計，都會陷入有無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或比例原則的爭議。為了避免國家濫用羈押制度，任意的把未經法院判決確定的被告，直接押進監所中，在法制的設計上，會嚴格限制可以羈押被告要件和事由，以減緩羈押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和比例原則的疑慮。
目前法制上允許的羈押，可以區別為後述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認為如果不先把被告關起來，被告就會逃跑，此類羈押又會被稱為「防逃羈押」。第二種類型則是藉由把被告關起來，以避免被告湮滅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或有機會與證人勾串，這種類型又稱為「滅證羈押」。第三種類型則與被告審理中的案件未必有直接關係，而是認為如果不羈押被告，被告可能再犯其他的犯罪，這種類型的羈押則被稱為「預防性羈押」。
其實不論是哪種類型的羈押，都是預期某些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可能會發生，所以藉由將被告關起來的方式來進行風險管理，避免被告逃亡、滅證或再犯其他罪等情事發生。但是，風險管理是不是只有把被告先關起來這個方式？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刑事訴訟法》在2019年7月增定了第116之2條的規定，大幅擴充了羈押的替代手段，增加了定期報到的機關、科技設備監控（例如配戴電子腳鐐）、交付護照、不得擅離住所等替代選項。而這些替代選項正是用來和緩羈押要件和風險管理間的制度手段，讓避免國家過度侵害人權的要求，能夠與管理被告逃亡、滅證或再犯其他罪等風險間，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
然而，目前司法系統對於替代措施的操作上，仍是以交保為大宗，也就是透過金錢擔保做為風險管理的手段為主。但是，以金錢擔保為主的管理手段，對於逃亡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控制效果，但對於滅證或是再犯他罪而言，似乎並不存在風險控制的必然關聯性。因此，在替代手段的選擇思維，在《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以及剛在2020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的新法架構下，應擴大替代手段對於滅證及再犯他罪的風險管理考量，才能夠在不過度侵害人權及有效管理風險間達成平衡，解決羈押制度長期以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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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刑辯工作坊交互詰問課程講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官網http://twcdaa.org。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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