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犯的強制治療是否有違憲風險，憲法法庭訂於11月3日早上展開言詞辯論。（圖／視覺中國）
歷經了彭婉如命案、華岡之狼、台南啟聰事件、白玫瑰事件、李宗瑞案、林奕含案等性犯罪，台灣社會對於性犯罪者的厭惡，不言自明。整個社會在經歷過這些性暴力事件後，顯得越發憤恨，而這些憤恨摻雜著對於司法的不信任、性別的不平等、社會權利結構的壓迫，以及對性侵犯的恐懼與疑慮。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一個對於性侵犯權益的釋憲申請案進到了憲法法庭，並且將在11月3日展開言詞辯論。
用診療預防性侵犯再犯
在1994年以前，當時法律對於性侵害犯並沒有「治療」的觀念，法律規定上，性侵害犯跟一般犯罪沒有不同，一樣的假釋規定、一樣的服刑規定、一樣的服刑後處遇。但是在歷經幾次重大的性犯罪前科犯的性暴力案件後，因應假釋要件的修法，同時新增了強制診療規定。當時關於妨害性自主的犯罪還規範在「妨害風化」裡，但是已經納入診療的概念，要求性侵犯沒有經過強制治療不可以假釋，建立獄中強制治療的法源。這樣的立法，一方面是肯認性罪犯的強制治療有所幫助、一方面則安撫擔心再犯者的民眾。
相關規範輾轉至今，涉及性犯罪的被告在被判刑入獄後，會評估是需要進行輔導教育或是身心治療，其範圍包括認知教育、行為矯治、心理治療、精神治療等內容，這就是所謂的「刑中強制治療」。而在出獄前夕若經鑑定、評估，認為有再犯的危險，而有施以強制治療的必要時，監獄應該在刑期屆滿前四個月，將收容人應接受強制治療的鑑定、評估報告等相關資料，送請檢察官，檢察官最慢在收容人刑期屆滿前兩個月，就必須向法院聲請加害人出監後強制治療的宣告。
當法官參酌收容人強制治療評估小組會議的結論，如果評估小組認為有高再犯危險，認為其身心治療評估結果為不通過，法官泰半會做出要求服完刑的性侵加害人，必須進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強制治療的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的必要，而目前有施以強制治療的唯一處所，就是位於台中監獄附設的培德醫院，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刑後強制治療」，也就是在服刑完畢後，還是必須以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進行治療。
而對於沒有判刑入獄（包括如：涉及較輕的性犯罪、因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而被判處緩刑之情況）或者是已經服刑完畢者、經過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者，則會進入「社區處遇」。性侵犯在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可以進行約談、訪視。必要時可以請警察機關定期或不定期查訪、有施用毒品嫌疑可以要求驗尿。或是幫受處遇人居無定所、有於特定時間犯罪的習性、有固定犯罪模式，觀護人也可以在經過檢察官同意後，要求居住在特定居所，在監控時段內，未經許可不得外出，或是禁止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實施電子監控。
對於實施社區處遇的加害者，並非不能再施以強制治療。在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如果經鑑定、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地檢署、相關機關還是可以檢具相關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要求加害人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處罰外也要施以保安處分
做錯事要不要罰？當然要！對於被告施以刑罰，主要就是針對被告以前做了錯事的處罰與制裁，但是不是什麼犯罪行為都關一關就有用。考量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以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險性，法律規定除了被關一關以外，當事人還要額外面臨一些處分。
像是對於毒品施用者的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對於精神疾病犯罪者的監護處分；對於詐欺、販毒等犯罪集團的強制工作，這些就是所謂的「保安處分」。但是保安處分的根據並不是像刑罰一樣，是根據過去已經發生的犯罪事實，而是對於未來的評估，為了防止國家濫權及人權保障，多設有期限的上限，像是觀察勒戒不可以超過兩個月，強制治療不可以超過一年，監護處分不可以超過五年，強制工作期間則是三年。
目前規定的違憲風險
回到性侵害加害者的強制治療規定，按照目前《刑法》第 91條之1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3項，條文裡關於處分期間的規定是「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雖然在處分期間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的必要，但這同時也意味著，處分的期間並沒有「上限」，只要沒治好就必須繼續強制治療。這樣的規定固然讓人民有安全感，但這樣不涉期間的拘束人身自由的行為，不僅是整個《刑法》規範中所獨有，也引來違反比例原則的疑慮。
除此之外，這個沒有設定最多治療多久的規定裡面，治療的終點就在於每年的「治療結果評估」。如果評估結果是「再犯危險顯著降低」，那可以離開台中監獄附設的培德醫院，反之則繼續治療。然而到底什麼是《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第2項規定中「再犯危險顯著降低」，這兩個詞語的意義為何？評斷的標準又為何？是否每間鑑定機構均可做成再犯危險評估，且鑑定醫院鑑定結論相當明確，足供司法機關在個案中審酌？一個個問號的答案，都勢必影響到大法官審酌相關條文是否滿足法律明確性的要求，進而影響相關條文是否違憲。
另外，按照目前的法律，接受強制治療者，身分上已經不是刑事程序的被告，也服完刑期，刑事程序上沒有一個明確的身分，所以即便這個性侵的加害者是「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事實上應該可以委任律師，或者沒錢請律師可透過法院指定辯護人協助的人，在這個程序中法院卻沒有為這指定辯護人協助的必要。甚至沒有規定每年鑑定、評估結果，如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應經法院審查，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的代理人有到庭陳述意見的機會。這些諸多程序的欠缺，都使得相關規範有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可能。
最後，原則上，如果在法律規定的當下沒有處罰的規定，即便爾後法律訂定後，也不可以追溯過往的犯罪行為，也就是我們不能拿清朝的劍砍明朝的官。然而按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對加害人施以強制治療的規定，溯及適用於民國95年7月1日《刑法》第91條之1公布施行前的性侵害犯罪者，即便你15年前實施了妨害性自主，關出來後好幾年都在強制治療，這樣的規定也可能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合憲或違憲看大法官怎麼說
我們當然可以去恨加害者，可以不原諒加害者，但這些恨與不原諒並不等同於我們可以把人關到老。為了迎合民眾零再犯率的追求及鞏固人民的安全感，性侵害加害者的保安處分，相較於其他犯罪更嚴格的假釋標準，更窄的復歸社會空間。
按照目前的規定，即便性侵害者服刑完畢後，縱然未再犯，但只要經過鑑定、評估認為有再犯可能，即有可能在並未有新犯行的情況下，仍得被迫接受強制治療處分。台灣司法裡的性侵害再犯預防系統，在這個時刻被視為如電影《關鍵報告》中的「先知」，使得相關規定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確實可能有違憲之虞；然若單純宣告違憲的結果出爐，相關受強制治療者全部回到社會，也可能造成社會上的不安。
在歷經長年立法怠惰的國會，近年大法官隨著釋字的更迭，屢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解釋上，不僅單純宣告法規合憲或違憲，也開始在解釋文中給予立法者期限、方向的解釋。本釋憲案的結果，直接影響目前受強制治療者的人身自由，副作用恐影響人民社會安全、治安、司法信賴。透過本案，期許我國憲法法院扮演一個積極立法者，以巧妙的方式解決此燙手山芋，讓人權跟安全都可以找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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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鎬佑，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編輯。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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