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刑後強制治療以無期限拘束人身自由進行治療的手段，形同國家假借治療之名，行終身拘禁之實，其手段與矯治行為人危險性以達預防再犯目的明顯失衡。（圖／視覺中國）
有關性侵犯刑後長期拘禁強制治療是否違憲，爭議已久，自2013年起陸續有三位受處分人及兩位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聲請釋憲，大法官擇定2020年11月3日上午9時至12時召開憲法法庭審理，邀請聲請人、鑑定人、法務部、衛福部、司法院等相關機關，針對五項爭點題綱進行言詞辯論，預料將掀起正反雙方人馬激辯。
依我國《刑法》第91條之1規定，性侵犯於徒刑執行完後，若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危險，法官得裁定令入相當處所進行強制治療，直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而同條第2項僅規範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卻未規定強制治療之最長期間，一旦加害人再犯率沒有顯著降低，則必須繼續治療。固然性侵犯出獄後會引發社會恐慌不安，但以無期限拘禁施以強制治療的手段，是否能解決再犯問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重大憲法議題，值得探討。
如眾所周知，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雙軌制，刑罰著重於行為人的責任；而保安處分著重者則為行為人的危險性，其目的在於矯治和預防再犯，與刑罰在於對行為人的處罰不同。關於刑後強制治療，性質上屬於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並非刑罰的延長。而根據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設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
本此解釋意旨可知，保安處分的規定仍有憲法比例原則的適用。《刑法》第91條之1立法理由提到：「加害人之強制治療是以矯正行為人異常人格及行為，使其習得自我控制以達到再犯預防為目的，與尋常之疾病治療有異，學者及醫界咸認無治癒之概念，應以強制治療目的是否達到而定，故期限以『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為妥。惟應每年鑑定、評估，以避免流於長期監禁，影響加害人之權益。」
以本次釋憲案聲請人之一的盧男為例，他因襲胸被法院依乘機猥褻罪判刑1年，於2011年執行完畢後，移至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強制治療超過9年，每年鑑定再犯率都在45％左右，顯示再犯率沒有顯著降低。今年3月間，強制治療評估小組會議的13名委員，有12人認為強制治療已「黔驢技窮」，建議放他回歸社會，今年9月台中高分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盧男終獲自由，顯見司法已承認無限期強制治療之不當。
由此可知，若加害人每年鑑定、評估結果均得出否定的答案，即證明強制治療的手段無效，根本無助於「預防再犯」目的之達成，似無法通過比例原則適當性的檢驗。長此下去，不但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一關再關的作法，對受處分者也是一種殘忍不人道的折磨，嚴格來說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所指最嚴厲處分，屬於「酷刑」的類型，為重大人權之侵害事件。
如前所述，對無法改善再犯率的性侵犯，現行法律因未規定最長期限，恐造成終生拘禁，尤其未區分行為人所表現的危險性高低，不問其有無預防矯治其再犯危險性的必要，一概實施刑後強制治療拘束人身自由，排除低度危險者採用其他輔導監督等較小侵害手段的可能性。
況且，此種以無期限拘束人身自由進行治療的手段，人民無法預期拘禁何時結束，形同國家假借治療之名，行終身拘禁之實，對於人身自由侵害至鉅，其手段與矯治行為人危險性以達預防再犯目的明顯失衡，顯然有違《憲法》第8條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及第23條之比例原則。反觀《刑法》第87條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犯罪行為人的監護處分，明定最高5年的限制，但性侵犯刑後的強制治療卻沒有期間的限制，亦違反憲法法律明確性及罪刑法定原則之保障。
再者，《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雖然規定執行期間每年應進行鑑定、評估有沒有停止治療的必要，但相關法律並未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尤其智能障礙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法律卻沒有類似《刑事訴訟法》第31條強制辯護的規定，其程序保障顯然有所欠缺，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當然，若此解除長期禁錮讓其回到社會，有可能冒著再犯風險，造成人民的恐慌。其實如尚未達到犯罪程度，此時仍可適用《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6款相關規定接續程序，若進一步犯罪，仍應依司法程序再將之收押偵辦起訴，由法院審理定罪並施以強制治療處分，並非毫無補救之道。
值得重視的是，《刑法》第91條之1規定：「……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目前實務上的治療處所只有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生活起居、飲食作息皆和一般受刑人一樣，遭質疑是「披著醫院外皮的監獄」。既然刑後強制治療並非刑之執行，為避免違法、違憲爭議，實不宜繼續在台中監獄裡執行強制治療，行政院應正視此一嚴重問題，跨部會整合資源，成立包括精障及性侵犯戒治的司法專責病院，作為刑後強制治療處所，讓醫療處遇由衛福部負責，法務部則負責戒護，兩者各司其職，並相互搭配作業支援，俾使刑後強制治療落實執行，或許有助於被宣告違憲後所引發危機困境之解除，國人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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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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