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如朗。（圖／陶如朗提供）
記者曾筠淇、譚志東／採訪報導
「被俘的人是應該自殺的，至少永不錄用。」出生於民國20年的陶如朗在退休後，完成1萬5000多字的個人自傳，記錄著從越南富國島來到台灣後，他們這一群人竟然在軍中被檢討的悲憤；同時也提到在孤島上唱國歌，「我們會感動的哭，而且哭出聲音。」今年90歲的陶伯伯說，他從80歲起，用電腦一字一字的敲下《我在富國島的日子》，只希望透過這些大時代的小故事，讓中華民族的精神得以流傳。
陶如朗在18歲那年，追隨屬於桂系的國軍第10兵團第46軍抵達越南，在繳交槍械後，以形同「戰俘」的身分，被集體轉送至富國島，但國軍大多苦中作樂。好比說，許多人到了富國島後，會因為營養不良而患上腳氣病，為了解決難題，他們就抓了幾隻猴子做實驗、尋求醫治方式，成功了便為此津津樂道；再好比說，富國島上大多是男性，不過大夥兒每每到了海邊，總會把握機會欣賞婦女婀娜多姿的曲線。
好像總是這樣，即便遇到一些不那麼順遂的事情，每個人都會將念頭一轉，重新找到生活中的樂趣；而陶如朗當然也是如此，他甚至還在當時，結交到了情如兄弟的好兄弟，因此在富國島的這4年，雖然說長也不長，但卻值得回味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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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殺了 就連墓碑也都找不到
「如果兩年前，在河內，法軍的帳蓬前，不是他守候著我，我可能早已完蛋了。」來自廣西的黃承俊是比陶如朗大幾歲的好友，雖然個性內向，但卻很優秀。回憶起當年，兩人時常玩在一起，只要有空，他們就會一起去海水比較深的地方釣魚，不過由於石頭的表面有些濕滑，陶如朗某次竟不慎跌入石縫中，還好黃承俊出手相救，用力把他拉起來，還幫忙拔出卡在臀部的珊瑚，「然後在我的屁股上尿尿作為消毒」，他才得以獲救。
兩人釣魚的趣事還不只如此，他們先前跟隨著老兵走進森林，步行一段時間後，便看到對方拿著棍子敲打地面，如果聽到嗡嗡聲，就會要他們開始挖。原來樹林的底部是有水的，只是長年的樹葉堆積，才讓地面變得乾枯；而困在地底的魚一見光線就會全部竄出，這時就能輕鬆大豐收。
「那麼好的青年，怎麼會自殺呢？」陶如朗耳聞黃承俊的死訊實在難以置信，兩人回台後曾相約幾次，豈料被分配到不同單位才沒多久的時間，竟從此天人永隔。陶如朗感嘆著，「在經歷多少苦難，來到安定的台灣，卻選擇了自殺」，兩人在富國島互相扶持，感情極佳，面對這樣的狀況實在相當痛心，他事後還特別前往嘉義，希望能找到黃承俊的墓碑，可惜事與願違。
▲陶如朗在國軍歷史館拍照留念。（圖／陶如朗提供）
高唱國歌 弟兄們一起哭出聲音
「我們等這一天已等了四年」，18歲到22歲可說是人生最精華的年紀，待在富國島的這一千多個日子裡，來自安徽省合肥市的陶如朗度過了許多艱苦、悲憤的時光，身邊的同伴更是親如兄弟，因此當他聽見長官的讚頌，視線也不禁模糊了起來。
陶如朗此時忽然激動說道，他與弟兄們在抵達台灣的前半年，曾在富國島上展開「絕食運動」，雖然那次的行動轟動國際，但卻未能改變法國人的態度，就只是象徵著「富國島上爭自由」；而對他來說，在富國島的那些苦難，也豈是這些行動就能完整體現的。
回台灣後，陶如朗注意到，放電影前都必須唱國歌。「唱國歌，我們會感動的哭，而且哭出聲音」，陶如朗形容，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會淚流滿面，即便互相勸阻，但滿溢的情緒根本壓不住，這樣激昂的情緒更是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國之興亡，匹夫有責。」陶如朗講到這一段時特別提起，1944、1945年適逢抗戰末期，進入最艱困的時代，蔣委員長號召「十萬青年十萬兵」，長江上往來的民船都載滿學生去從軍，在報到處，有位老太太暗自哭泣，旁人還安慰著「打仗救國是光榮的！」豈料讓老太太痛哭的原因竟是「兒子太少」，因為她說「已經沒有更多的兒子可以送去當兵」，而這樣的情景也讓陶如朗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
▲陶如朗。（圖／記者曾筠淇攝）
回台以後 桂軍竟成了歷史名詞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在留越國軍進入富國島後，蔣介石仍計畫在反攻大陸時，這批部隊能從越南打回中國大陸，所以把入越國軍殘部加以整併，成立了「留越國軍管訓基地」，司令官黃杰的第一兵團部改編為「留越國軍管訓總處」，另外還有三個管訓處。 為了避免被說在他國建軍，所以取消原有番號。不過，隨著韓戰進入打打談談的時期，1952年元月，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著手進行「富台計畫」的相關作業。
陶如朗回憶說，在富國島的「第四年的有一天」，處本部通知有台灣的長官要來講話，大家莫不高興萬分，小報立即發出「號外」，又彼此奔走相告；那一天終於到來，只見一位穿著筆挺軍服的帥氣少將，由王佐文將軍（越國軍管訓總處第二管訓處少將處長）陪同登上司令台，台下則是站著打赤博，穿著各色各樣短褲且晒得黝黑的老兵。
陶如朗說，當台灣派來的少將走進操場時，掌聲如雷，一直到王佐文將軍介紹時，掌聲仍舊不絕於耳，應該「持續有十多分鐘」，「當時我的眼睛已經模糊，眼淚忍不住成串成串的掉下來，看看左右前後大概也差不多！」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在當時沒有麥克風的操場、人又多的現況下，他還約略記得台上的將軍說 「總統......很懸念你們......你們是......忠誠的孤臣孽子......」、 「你們的辛苦......你們的悲憤......台灣都知道......很快你們就可以回到台灣了！」這時，掌聲更是響徹雲霄。
1953年6月，中華民國政府派出了海軍登陸艇6艘及商船14艘，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共分成7批，低調將在海外流浪3年半的官兵、眷屬以及學生陸續接運回台。
▲陶如朗。（圖／陶如朗提供）
在航行中，人多空間小，政戰人員站在中間，教大家唱《台灣好》，「台灣好，台灣好，台灣真是個復興島！愛國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懷抱.......。」另外還有教唱《高山青》，每個人都賣力的唱「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一邊唱，一邊憧憬到寶島以後可以欣賞她的美麗。
1953年6月中旬，22歲的陶如朗與夥伴分批在高雄上岸，抱著激動又興奮的心情，開啟了首次火車之旅。他說，坐火車北上，發現沿途兩邊的房子並不怎樣豪華，那個時候高樓大廈並不多，可是大家都覺得很高興。而後，他輾轉到了台南官田的補充營，這個補充營應該是富國島介多營區唯一被「保留」的番號，營長是介多營區直屬大隊的大隊長，也是王佐文將軍的得力部下，至於連、排長也都是介多營區幹部中的佼佼者，可是偏偏「有官沒有兵」。
陶如朗說，他明明對稍息、立正一竅不通，卻擔任了第一連第一排排長，不過「好在是一個空架子」，沒多久這個補充營也被「整編」了；當時他對政治完全不懂，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更沒有想到「桂軍」在台灣正式成為「歷史名詞」。
▲陶如朗年輕時也相當俊俏。（圖／陶如朗提供）
應要自殺 被俘的人至少不錄用
陶如朗之後被國防部核定為少尉，由於曾遭法軍囚禁在富國島，因此自然輪不到他升官。某次士官們開會時，陶如朗正好在隔壁，想不到傳進耳裡的，竟是大家一言一語的檢討他，「被俘的人是應該自殺的，至少永不錄用。」雖然這種相傳下來的風氣已經不適用於他的身上，但多少會受點影響。
日後，陶如朗又被調去空降部隊，不過因為某次夜間跳傘摔傷了尾骨，因此在經過長官的同意後，便去報考軍訓教官，並離開原先的部隊。陶如朗考取後被分發到苗栗，有一年轉調到某校，想不到在與校長的幾次交談中，竟得知對方同樣也是從「富國島」回來的，「像失散後兄弟重逢一樣的喜悅，分外親切」，只可惜，校長過沒多久後也離世了。
眾所皆知，國軍在大陸時期分為中央軍與地方軍，撤退來台的時候，有些如西北軍等「雜牌軍」必須繳械才能下船，而這也意味著率領這支軍隊的將領失去了權力。對於這一段歷史，陶如朗特別說，他在富國島是屬於介多營區，這位校長是在陽東營區，也就是第一兵團部改編的「留越國軍管訓總處」。
有次聊天時，提到「黃杰將軍擔任台灣省省主席的時候，陽東的老部下去找他，多少有些照顧。」那時，他才明白，來台之後，有次聯繫一位老長官，突然被問及退伍沒有？有沒有進軍校？老長官還建議說，「如果沒有進，那麼最好早點退伍」，原來「就是在暗示我，桂系已經沒落了。」
▲苗栗公館鄉下的景色相當漂亮。（圖／記者曾筠淇攝）
陶如朗此時感嘆說道，他當時明明是這麼想台灣，但回到台灣後，反倒想著「如果我仍舊在富國島上，我寧願選擇不回台灣。」富國島形同淨土，沒有政治、沒有鬥爭、沒有貧富，也不會有利益上的爭奪，「只要肯做，就能生活無憂無慮」，而這也正是陶如朗心之所向。
陶如朗來台已經過了70年，一轉眼就變成「老兵」，不過他並未居住在以「富台」為名的新村或國宅，而是長年居住在苗栗公館鄉下，享受田園的靜謐風光，可是在富國島上的日子，依舊如此深刻，時時會翻湧上他的心頭。他說，寫下《我在富國島的日子》一直放在心願，可是文筆不好，一直不敢寫，等了這麼多年都沒有看到國內有關富國島的國軍相關紀錄，只好自己動筆寫，所以「我從80歲起，就開始動手寫回憶錄，即便字數並不是太多。」
被左鄰右舍暱稱「陶叔」的他，現在最希望的是，這段不可遺忘的歷史，可以常駐在每個人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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