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姓單親媽媽勒死兒女後輕生獲救，新北地院審理後，依殺人罪判處死刑，引發輿論質疑。（圖／記者陳以昇翻攝）
今年2月，新北市發生一起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兩個子女7年，身心俱疲情況下，對子女下藥後勒斃，並服藥自殺未果。檢察官以殺人既遂罪起訴後，經新北地院判處死刑。全案雖未確定，卻引發輿論質疑，即比之兇殘的殺人者，這幾年判處死刑者少，為何如此情有可原者，法官竟如此冷血判處極刑。
從此爭議可看出現行的量刑，尤其是死刑判處與否，永遠是司法的大黑洞。
就《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殺人既遂罪，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而若成年人殺害對象為兒童或少年，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必須加重二分之一。不過，因殺人罪的極刑就是死刑，如此的加重，實質意義並不大，法官還是得在死刑、無期徒刑間做抉擇。
雖然此次案件的殺人事實並無太大爭議，但因被告長期面對經濟與家庭壓力下，是否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並因此造成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的欠缺或減弱，致處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法院就此部分，似未多作著墨，就凸顯目前刑事精神鑑定，也是司法的一大黑洞。（參考吳景欽／【砍母頭顱無罪】複數精神鑑定問題）
撇開是否有責任能力不談，對於量刑，尤其是否判死，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是法官最核心的權力，致無可侵犯，故所謂科刑辯論，一向不被重視，甚至忽略。但從2009年，我國將兩人權公約國內法後，最高法院就強烈要求量刑辯論，甚且在2019年底修正《刑事訴訟法》時，特別強化被害者的參與權，於《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賦予被害人或其家屬可對科刑表達意見。凡此變化，似乎可使量刑更為透明與公開。
只是量刑與犯罪事實有無的判斷，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因犯罪事實僅是以行為為對象，除了必須有嚴格的證據為證明外，更必須符合法律的構成要件，因此就是有或無的答案。但是量刑所必須考量者，並非僅是行為本身的不法程度，還包括行為人本身的素質，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觀化或質化的標準，容易形成司法者的恣意判斷。
為了防止如此的弊病，司法院便持續強化量刑系統，讓法官有一可循的基準。同時，也要求法官對於《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的量刑審酌事項，必須清單式的逐一檢視，以求審慎。
只是如此的努力，效果卻相當有限。因這些所謂量刑系統或指南，只能是參考，並無拘束法官之效力；而所謂清單式的逐一檢視，更顯得虛無飄渺。因觀《刑法》第57條各款，即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幾乎難以明確化，就會形成法官選擇性的檢驗與檢視。
如以此次案件來說，殺害自己小孩可認為是手段兇殘，又罔顧親情，一心求死，即是想擺脫刑事究責，實毫無悔意，更無教化可能，就必須與社會永久隔離。但同樣也可說，由於被告為生活壓力所迫，又求助無門，殺害子女乃屬不得已，且從犯後坦然面對、一心求死來看，情狀確實可為憐憫，不僅不應判處死刑，還必須依據《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才對。
量刑是司法大黑洞之下，此案在未來的上訴審或不斷發回更審的過程中，必又會從死刑變成無期徒刑，甚至被減為有期徒刑。如果這個循環成真，則這個已讓人詬病不已的司法，到底還剩下什麼？而在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法》開始施行後，必適用此法的殺人案件，國民法官又該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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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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