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希望你們能夠看見那些人、這些事──底層的聲音，以及一切值得被看見。」（圖／寶瓶文化）
文／姜泰宇（敷米漿）
摘自／寶瓶文化《洗車人家》
這些年來被我刻意忽略在某個陰暗、潮濕的房間裡頭，不願意去觸碰的故事，始終沒有停止在那房間裡頭吶喊。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媽媽一直教導我，用很粗俗的話讓我深刻記住，「自己屁股有幾根毛不要翻出來給人家看」。
有時候坐在洗車場的休息室沙發上，突然回頭看去，看到的不是白色的、有點髒的牆面，而是那個漂流在這個人生的池塘的自己。開這個洗車場之前，一個小年夜的午後，我在家門口拿著海綿自己動手洗車，又冷又濕。當時我告訴自己，幹嘛不給別人洗就好了？幾年之後的元旦那天，或許前一晚跨年所有員工玩得太瘋，只有我一個人上班。我洗著一台Audi A4的輪框，一樣寒流來襲，氣溫五度，我的手都冒煙了。
外頭是洗車風槍「嗚嗚」的刺耳嗡鳴，我轉回頭，發現自己還困在這個休息室裡面，一樣的陰冷潮濕，充滿了噪音。這幾年我親自踏進這個地方，每一塊拼圖都是我親手建構出來的，一個自己弄出來困住自己的城堡。從踏入社會之後，一直都充滿了鎂光燈，身處何地自我介紹都會讓人稱讚的自己，到一個社會低層的勞工，總是會有一些人、一些事纏繞在身邊。
忘了介紹自己，我曾經是一個作家，一個出了第一本書就賣過十萬本的作家。一個可以到中國很多城市宣傳，上很多節目，到處演講，還拍過廣告的作家。一個參加書店活動，老闆會過來跟我握手的作家。一個誠品旗艦店開幕的時候，去幫忙拍宣傳照刊登週刊的作家。
現在，我的客人不會跟我握手，最多只會點頭跟我說謝謝，因為我的手很髒，剛剛摸過輪胎油，下班前得用黑手粉用力搓洗才可以讓指甲縫乾淨一點的洗車工。我不是從一個洗車工出身，寫下一點東西變成作家。我是從作家變成洗車工，於是可以看見很多人們看不到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社會上。
那是用揣測、用田野調查都無法感同身受的身分差異，以及這個社會的諸多無奈。我可以看見很多人，那些對大多數人而言，只有一面之緣的幫你處理車子的施工人員，我相信人們不會輕易為難他們，也會客氣有禮貌。僅止於此，禮貌，但沒有交集。接觸不過短短幾分鐘，而我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不是用同理心就可以理解的世界。
就這樣慢慢地趴低、趴低，一直到十年了，我幾乎都要忘了自己是作家了，我才想著是不是該把這些事情、這些人的故事說出來。當作家的時候我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汙穢骯髒以及無奈，但是我走不進去，也沒能走進去。事實上，也沒有人真的願意走進去。後來我在這些地方打滾，髒汙抹在臉上的時候，我發現已經擦不掉了，擦不掉那些汙穢的、緊緊黏附在你指甲縫的汙垢，怎麼用黑手粉都洗不乾淨的無奈。
有一天我回過頭，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看到過去那個自己的時候，我知道時候到了。我看見很紅的綜藝節目主持人，大聲地說著自己挑選男朋友的條件，手指甲一定要乾淨，鞋子也要乾淨才能顯得出品味。那一天我看著我的同事們，笑了。
當時其中一個員工叫做阿龍，從花蓮過來台北，領有殘障手冊，腳上穿著乾媽買給他、鞋底破了一個小洞的鞋子，跟我預支薪水想買一雙不會濕的鞋子。但是你們知道嗎？不會濕的鞋子就不透氣，不透氣腳就會悶著，很臭而且會發霉。
我以前覺得那樣的鞋子不是人類應該穿的，就不應該發明出來，現在我知道，這種發明很有必要，因為阿龍很需要。因為我們很需要，而其他人不知道，這樣的鞋子對我來說，最有品味，因為那讓阿龍可以賺起自己的生活費，可以不必只靠補助過日子，會是一個有用的人。如同一雙不會濕的鞋。
「老闆，我想當一個有用的人。」這是阿龍親口跟我說的。
後來阿龍離職了，突然地。因為我幫他保了勞健保，而帶他從花蓮過來台北的乾媽，不希望我這麼做，理由是會影響他的殘障津貼。我查過所有資料，不會的、不會影響的，但他還是突然就消失了。唯一留下的是某天早上我到公司準備打開很老舊的鐵捲門，除了刺耳尖銳的開門「吱嘎」聲之外，還有一個塑膠袋，裡面放了我給他的制服，洗過，不是很香但是洗過，整整齊齊放在袋子裡，躺在我的鐵門旁邊。
我再也沒看見阿龍。
我很抱歉沒有跟他說，他已經是一個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這些故事說出來，有些是對自己說，有些想告訴所有人。也許太久沒有好好寫作，一句話我必須翻來覆去來來回回修飾好多次才會通順，但我還是想寫，把這些年的事情，這些年的無奈苦痛以及憋屈都寫出來。媽媽說，不要翻出來給人家看。
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希望你們能夠看見這些人、這些事。底層的聲音以及一切值得被看見，我走到這裡，希望能用文字替我自己，也替他們說說事兒。那些都在你我身邊發生的故事。
★本文作者姜泰宇（敷米漿），摘自寶瓶文化出版《洗車人家》。
我不是從洗車工出身，書寫後變成作家。我是從作家變成洗車工，慢慢趴低，變成蹲著的那群人。「我也是那個蹲著的人。或者說，誰也沒有在這個世界站著過。」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希望你們能夠看見那些人、這些事──底層的聲音，以及一切值得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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