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平反冤案，期待我國法官也能像日本和韓國司法人員勇於承擔，公開向被告承認並矯正錯誤。（圖／視覺中國）
台灣司法不乏冤案，但對於冤案何以發生卻欠缺實證研究，不無遺憾。最近筆者參加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召開的會員大會，會前聆聽台大蘇凱平助理教授題為《初探冤案研究之目的與方法》，學界開風氣之先從事冤案研究，令人振奮。主講者特別提到，台灣刑事司法系統是一個「複雜系統」，依據「複雜系統」理論，此項系統會不可避免、不可預期的出錯。在傳統觀點下，這些「系統事故」幾乎都被歸責為系統操作者的錯誤，但這種歸責方式不只無法解決問題，抑且可能創造更多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冤獄平反協會前理事長）即席回應提醒，冤案平反之後，除了刑事補償之外，如果進而討論或進行「究責」行動，可能對司法系統的操作者引發「寒蟬效應」，而使日後平冤的行動遭受阻礙，讓有心者裹足不前，甚至造成反效果。他呼籲倡導者要三思而行，另謀適當方法，可謂語重心長，頗具啟發性。
其實，撇開學者高深學術性的探討，在我國司法實務上，民間討論所在多有。最特別的是，蒙冤32年，在2018年8月8日獲得平反宣告無罪的蘇炳坤冤案，負責審理的台灣高等法院合議庭審判長周盈文、陪席法官簡志龍、受命法官林孟皇突破傳統，當庭公開向蘇炳坤的遭遇表示同情與不捨，並直指造成本件冤案的三個主要原因是：一、案發當時警察機關為追求儘速破案，對涉案人不當取供；二、檢察官未善盡偵查主體職責，對警察機關移送的案卷資料照單全收，草率起訴；三、法院未能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此種以司法系統審判者主動提出總檢討，而在法庭公開自我反省的作為，可謂破天荒首例，值得喝采與肯定。
眾所周知，冤案形成原因的系統雖然複雜，但不難從上述三個階段及層面進行檢視，亦即案件發生後，經由警察調查移送，檢察官偵查起訴，再由法官審判定罪，任何一個環節出錯，均可能鑄成冤獄，當然可以針對負責調查、偵查及審判人員進行調查究責。
以過去實務經驗及記錄來看，在警察及檢察官階段，因其隸屬行政系統，監察委員介入調查其違失的責任比較容易著手，而且都有調查報告、糾正或彈劾案的提出，對冤案的救援頗具影響力。但在法官部分，涉及司法核心領域及依法獨立審判的天條爭議，監委秋後究責，經常是無功而返，徒呼負負。如果此塊神聖領域真的碰不得，那只好憑藉良心的譴責及自我反省引以為戒！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範例，便是日本著名的冤案「足利事件」。被冤判死的菅家利和在重新鑑定DNA後，於2010年3月26日，日本宇都宮地方法院為這樁纏訟多年的案件畫下休止符，審判長在宣判無罪的同時，三位法官全體起立向遭受冤枉的被告深深一鞠躬並道歉，檢察官也當庭向被告認錯。
此外，韓國多年懸案的「華城連環殺人事件」於2020年7月宣告偵破，12月17日韓國水原地方法院宣判被告尹成如無罪，法官朴正濟承認過去偵察機關的調查漏洞百出，才造成錯誤的判決，同時主動向被告致歉表示：「被告經歷長期的牢獄之災，在精神與肉體上皆承受巨大的痛苦，作為司法機關的一員，我在此致上歉意，期盼這場宣判能助被告洗清污名、恢復名聲。」可貴的是，警方也在法院宣判無罪後發布聲明，正式向尹成如表達歉意，對於讓一名無辜青年平白背上殺人罪名，在獄中度過20年光陰，因此造成的莫大傷害深切反省。
反觀前述的蘇炳坤案，合議庭周盈文審判長則語帶保留僅表示「同情與不捨」，似乎是有太多的考慮，想為我國司法留一點顏面，以免引人非議。不過，羅秉成政務委員仍肯定這對當事人是有療癒的效果，他提到：「這對無辜者來說很重要，雖然現在很多人在講修復式正義，但冤案的被害人修復式正義要怎麼做？非常難，因為既有制度沒有替他們預留空間，也不會道歉。」他提到：「再審條文裡面有一條，如果最後再審獲判無罪，判決書必須登在《司法公報》上，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表示國家向他們道歉，代表這個案子判錯了，讓法官有所警惕。」
回顧台灣既有的平反案件，除了研究冤案的成因及預防，讓冤獄悲劇不再發生外，面對司法系統出錯時，期待我國法官也能像日本和韓國司法人員勇於承擔，公開向被告承認並矯正錯誤，即便傷害已無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此項謙抑的作為，使人民更佩服法官的道德勇氣與職業良心，有助於提升司法公信力。
若能比照《更生保護法》體制，由國家制定社會復歸機制，保護遭受司法冤判的無辜受害者，能適時地獲得所需的資源協助，開啟嶄新的人生，將是未來司法改革深化的重要指標方向。
好文推薦
●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