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泉野、郭雪筠
先講一個「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鄭莊公是鄭國國君，他有個弟弟叫共叔段。鄭莊公的母親偏疼共叔段，不喜歡鄭莊公，肆無忌憚地為小兒子爭城池、爭財富、爭利益。鄭莊公對這情況非常隱忍，要什麼都給，提什麼條件都答應。而後共叔段認為鄭莊公軟弱可欺，於是就密謀發動叛亂，取而代之，鄭莊公迅速平定了叛亂。
這則兩千多年前的故事，像極了香港主權回歸至今的真實歷程。九七前後，香港是大陸仰望的對象，是「會下金蛋的鵝」，代表著現代、文明與法治，鄧小平承諾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香港維持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以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之後，香港經過24年的「一國兩制」實踐，從和平抗議走到暴力化抗爭，認為「反修例」可以讓北京放軟態度。那時國際高度矚目，香港更有分析認為，中美貿易戰已讓中國自顧不暇，不會冒著「得罪整個西方」的風險再壓制香港。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一年後陸續提出「港版國安法」、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改革香港選舉制度，「不敢得罪整個西方」？現在大家也看到了答案。這個局面，於香港是一種反思，對恐懼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台灣，更是最血淋淋的教訓。
香港應有的反思
面對今次的現實，很多沒有密切追蹤香港事態變化的人（包含中國大陸內部）都多有疑惑：香港究竟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這個局面的？站在北京立場的人會說，因為那些反中亂港的人，以及外部勢力的干預。而站在香港立場的人則會說，因為河水犯了井水，因為北京違背了鄧小平當年「一國兩制」設計的原意，特首因為不是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普選就是假普選。
確實，香港過去24 年裏經歷的種種，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確實存在很大問題，以至於土地問題、住房問題等問題愈發的積重難返，這一次北京在對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決定中，將「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放在了正文第一條。至於北京，也的確難辭其咎，以為香港回歸了就萬事大吉了，一直維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對香港真正瞭解、真正投入研究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等香港發生數次大規模抗議、民情一下子爆發，才發現過去積累了這麼多問題，又得強硬介入。
在香港年輕一代集體爆發憤怒情緒的「反修例運動」後，北京出手，更高壓地整治香港─這是外界（包含香港）對當前情況的解釋。然而早在數年前，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發佈文件，而認為「跟我沒關係」的香港，並未多加關注。
2014年6月10日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這是北京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份關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而其中最為核心的第五部分，對於釐清香港問題的幾個基本問題做了系統性闡釋，包括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所共同構成的香港憲制秩序、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正是在這一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了中央的全面管制權，並對全面管制權和高度自治權的辯證關係進行了說明。
緊隨其後到來的，便是「雨傘運動」，反對派透過佔領中環要求北京收回「8．31」政改框架，民主派最終在次年的立法會上，離奇否決了這一政改方案，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高權力機關之決定被地方否決的首例。
香港回歸以來最接近雙普選目標的進程戛然而止。誰該為這一結果負責？在北京看來，香港的歷史轉折點無疑是反對派給耽誤了，反對派應該負最主要責任，中央政改五部曲這條路一直在，隨時可以重啟以繼續把路修完，關鍵在於香港怎麼選；而在反對派和不少港人看來，「8．31」政改框架所規範的雙普選，
距離港人所希冀的「真普選」相去甚遠，不要也罷，方案被否決不僅無關乎誰負責任的問題，反倒是一場難得的勝利。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主管香港事務的最高級官員、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在第二天的晚宴前，張德江與部分立法會議員會面，進行閉門交流，其中包括當時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4名泛民議員。這是香港九七回歸後中共最高層首次與泛民會面。會面後，劉慧卿談到，「很明顯，他（張德江）在聽。我們想看到會面之後會不會發生一些變化。」
變化的發生，人們在當下往往不會發現，某天才會突然明白。2017年，時值香港回歸20週年和新任特首就職，習近平訪問香港時的講話，今天回過頭來看，才會發現是一個關鍵點。習近平引用一句粵語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勸告港人，機遇轉瞬即逝，要因時因勢而變，香港才能跟上國家發展的步伐，也才能繼續扮演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試驗場關鍵角色。
可以明顯發現，北京（包含習近平本人）確實曾經期望香港政府能引領香港，與北京達成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治」。但是一方面香港政府並不熟悉中共的政治，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對中國大陸的體制從來都抗拒，這種抗拒在過去十多年更擴大為「拒絕瞭解，全然牴觸」。
2019年那場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風波，最終徹底改變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信任的種子就此埋下，並隨著反修例風波的持續動盪生根發芽。在那之後的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涉港部分對於香港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的頂層設計，駱惠寧、夏寶龍先後高配中聯辦、港澳辦形成的「夏駱新局」，中聯辦發言人制度的重啟，以及兩辦針對香港問題的積極發聲表態，都不難看出北京已經徹底轉變治港思路。
隨後到來的港版國安法和今次中國兩會上重點審議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已經全部由北京主導，港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甚微，香港除了一些意見領袖持續在西方媒體上表態之外，一片安靜。民間自嘲「死豬不怕開水燙」，而「最支持香港」的歐美還在疫情和疫苗戰中忙碌，除了美國有小部分動作之外，西方從未真正制裁北京。
香港為什麼走到今天的局面？在北京，不乏對香港有些瞭解、有些情懷的學者感嘆，香港對局面完全誤判，認為全體民意反抗，甚至「綁」上西方，可以讓北京有所忌憚；但沒發現今日形勢，早已不同於二十多年前。而在香港，仍然認為這都是北京高壓的問題，2019年不過是「拚死的最後反抗」。
雙方一直各說各話，香港政要更認為「反正都是北京決定」，樂於領高薪聽命令，香港人則在怨憤與無奈中持續對西方媒體訴苦。
台灣該看到的血淚教訓
當前的台灣，與之前的香港，非常相似。其一，理性缺失，對於中國大陸官方的各種表態第一時間抗拒並且拒絕瞭解；其二，雖承認中國大陸崛起，但心底裏仍認為（或期望）就是紙老虎，中國大陸內部問題繁多，不會冒著得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風險去壓制自己；其三，之前香港認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保護香港的一道保護傘，若無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大陸會損失慘重，外資會全面撤離。如今台灣也認為台積電是「護國神山」，若沒有台積電的晶片，中國大陸會完蛋。
認為中國大陸問題多，不會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去壓制自己，這是對北京政府的不瞭解，外加對國際政治仍有些美好想像；認為台積電是「護國神山」就跟之前的「晶片換疫苗」一樣，認為當前優勢僅剩下台積電了便緊抓著不放，把商業營利、兩岸經貿與台灣安全這三種議題全混在一起。一股腦寄託於三十多年前就創立的台積電，更是對台灣這三十年發展的最大否定。而在面對北京時以這種小情緒看待，認為跺跺腳、罵罵人就可以解決問題，更是如同過去的香港一樣。
拒絕一國兩制，口號人人會喊，兩大關鍵少有人談（或是根本不想面對）。第一個關鍵，北京的思路是什麼？透過從2014年到現在的香港經驗，可以看出北京一度想「放軟」，但香港認為這並不是自己理想的狀態，是假的。而後在抗議中衝撞了北京的底線，中共這才全面收緊，北京認為「必須強硬介入」的底線是什麼？
顯然，對兩岸關係有所瞭解的蔡政府，知道北京的底線是台獨，以及「親美拒中」。前者台灣從沒有「主動做」的意願，但後者的尺度，在兩岸毫無信任的情況下，台灣拿捏不準、也並非台灣可以決定─這使得很多時候台灣認為自己沒有挑釁，在中國大陸眼中卻處處針對。稍有不慎，就會使兩岸踏入危局，這點蔡政府也有所察覺。
從新上任的大陸委員會主委邱太三之近日發言可以看出，蔡政府已經發現當前的風險，所以邱太三連續提出兩岸該恢復交流、落實各種兩岸協議等正向態度。這就連到第二個關鍵問題，民進黨政府要用哪種方式使兩岸「稍微」化冰？哪些是可以和北京談的，哪些步驟可以先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香港當初認為北京的普選方案是假的，於是全面否定；而台灣現在認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談都不用談。民進黨政府將香港話題利用到極致，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劃上等號，在台灣全面執政、佔據道德高地，而後現在單方面希望兩岸雙方可以提出一個「沒有一個中國前提、也不叫九二共識」的共識。要想兩岸交流又不想認一中，要想兩岸經貿又必須站隊美國，就如同昔日香港想「脫離北京，完全自決」一樣，現實中不會有這麼美好的理想情況。
民進黨政府有眾多高級幕僚與國安團隊，不會不明白這些道理，且對於國際政治的冷暖也有所感。可嘆的是，一方面知道，為了台灣未來的安全，必須與中國大陸展開政治談話，也需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有所表態；另一方面，巨大的政治利益與權錢誘惑，反正中國也得忙著中美貿易戰，兩岸這種不討好的難題能拖就拖，拖不了再說，就這樣搖搖擺擺。
這與昔日的香港泛民一模一樣，「應該不會怎麼樣」、「反正中國還在忙著應付美國」、「到時候國際會看到香港」。拒不面對，一拖數年，而世界局勢每天都在改變，中國不會永遠是當前的中國，美國也不會永遠是現在的美國。最終，連談都沒得談。而兩岸，是否會拖到某一日，中國放上檯面與美國談判，談完之後兩國自行決定，台灣才驚覺一切已成定局，「談無可談」？在雙方各說各話多年後，會否最終使得台灣社會，也只能在日復一日對西方媒體訴苦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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