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媒體人黃暐瀚的母親日前於台中遭開賓士車的方姓駕駛撞死，事後駕駛還至超商買酒喝，引發是否為掩飾酒駕的疑雲。只是，若真有酒駕，是否能以事後喝酒來閃避酒駕致死罪的重刑，卻是須嚴肅看待的課題。
酒醉駕車有如移動的炸彈，因此肇事致人於死，被認為應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的重罪來究責，但這樣的普遍意志卻很難反映於判決裡，只有在極端少數的個案。2020年7月，台灣高等法院針對一起酒駕肇事後，仍高速行駛又撞傷他人，而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改判之例。此次不幸事件，肇事者的車輛雖拖行被害人身體數十公尺，欲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來訴追，還是會受限於罪刑法定與證據裁判的框架之中，因此有著極大的難度。也因此，立法者只能加重酒駕致死罪的刑罰，以彌補此困境。
而依《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酒駕致人於死者，可處3到10年有期徒刑，且在2019年更新增第3項，即曾犯酒駕，並在5年內再犯酒駕致人於死者，還可處到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實已相當接近故意殺人罪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之法定刑。
只是，若非屬酒駕撞死人，則僅能以《刑法》第276條的過失致死罪論，而此罪的上限僅為5年有期徒刑，就與酒駕致死罪的法定刑，有著極大的落差。當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法》正式實施後，其適用範圍除故意殺人罪外，也包括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如酒駕致死罪之類的結果加重犯。故到底是酒駕撞死人或只是開車肇事，亦關乎是否有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致影響民意能否反映於實際判決之中。
盤整危險駕駛行為入罪
而是否為酒駕，依《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是以呼氣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0.25或血液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0.05以上為準。若肇事者於等待警察到來期間喝酒，勢必會干擾酒測濃度，因此得依賴更為精準的檢測與鑑定技術，甚或於法庭之上重現事發後的過程，並測得肇事者的酒精濃度為比較，以防杜僥倖之心。
尤其判斷酒駕，非僅以酒測濃度為唯一標準，根據《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若無法進行酒測，仍可依據其他客觀事證，如駕駛者肇事後的身心狀況、態度與作為、目擊者陳述，或者車行速度高低與是否違規的影像，甚至行車前所到處所等為綜合判斷。若真想以事後喝酒來掩飾，既過度簡化刑事司法對酒駕的判斷基準，更是對法律的極度蔑視，反可能落入犯後態度不佳而為加重量刑之窠臼。
不過，從諸多規避酒測以躲避重刑對待的現況，卻也暴露現行《刑法》僅將酒駕、毒駕行為入罪，卻未將如高速駕駛、疲勞駕駛、重大交通違規等危險駕駛入列之問題，除讓有心者有可乘之機，也形成刑罰的不對等。故立法者就有必要，重新考量將某些危險駕駛入罪化的可能性，甚至對於過失致死罪是否增列重大過失且為法定刑加重，更應一併考量。（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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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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