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台灣銀行家》雜誌總編輯
除去了以往的政策模糊，美日聯合聲明中明文表態，一旦發生台海武裝衝突，交駁的火力將可能有多國的身影。至此，兩岸的下階段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課題。
換言之，台灣與中國能否和平的解決彼此歧見，創造共榮的東亞未來，將不再只是雙方彼此的「內部」問題，而是國際共同關切的事項。
▲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先前在白宮舉行峰會，會後聯合聲明談及台灣。（圖／路透）
這樣的發展，已經動搖了中國一向宣稱的主張，更將台灣在國際中的角色，由邊陲推至大國博弈的焦點。對台灣整體利益而言，恍若荊棘路上危機四伏，但發展態勢中，卻又可見處處機會，令人期待。
回顧美中兩國自3年前貿易戰開始，本來只是單純的金錢問題而已，川普政府想用關稅來創造回流工作機會，這就像當年西方國家想利用市場開放與國際組織參與，來讓中國納入國際貿易體系，進而促使中國社會主義和平轉變，都是想用金錢上的利益作為解決政治體制差異的手段。
▲美中之爭不再只涉及錢的問題，而已成為制度與價值之爭。（圖／路透）
只是，見證前蘇聯與埃及茉莉花革命等經驗後，中國對於政權維繫的警覺心與資源投入，隨著快速經濟成長的步伐，已經有與其他威權國家不同的能量與面貌，讓中國有底氣以「中國模式」之名，在全球化的發展路徑中，走出原本共產主義的國際責任，就是無國界的共產主義社會。
於是，兩方的歧見不再只是錢的問題，而是制度與價值的鬥爭，是國際秩序與國際規格的主導權競爭。俗諺：「錢可以解決的問題，都不是最難的問題」。而今日的美中爭霸，已經走到了不是用錢就可以解決的階段，兩國惡意螺旋的上升甚至走向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也實屬必然。
處在兩強爭霸前沿的台灣，在風雨增強之際，是否仍得偏安機會？答案或許對多數人來說也是心知肚明。因為台灣的發展實在深受兩岸特殊關係的影響。
例如，在上階段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台灣因為地緣與文化的接近，讓產業跨境銜接更為順利，在初期創造了台灣產業極大獲利空間。
而隨後，當中國市場與國際進一步接軌，對於部分產業而言，中國市場與生產實力提供了晉身為國際級產業龍頭的機會。
但對於在中國市場鎩羽而歸或部分留在台灣的廠商而言，中國產業實力的成長，卻是台灣產業空洞化的最主要來源。在得與失之間，呈現出台灣發展繫於兩岸局勢的命定宿命。
▲中國產業實力的成長，卻是台灣產業空洞化的最主要來源，圖為昆山。（圖／CFP）
而今，對於美中由貿易爭端升級到價值戰的層次時，台灣再希冀命運的僥倖，而妄想在兩強中袖手旁觀，或左右逢源，將是緣木求魚的癡心妄想。
因為這些兩強對抗中的價值取向，包括人權、自由、財產權保障等，台灣在過去40年的民主化發展過程中，早已顯現出社會選擇。
事實上，對照我國金融業海外曝險的金額，當美中貿易戰開打後，數據的顯示也同樣凸顯出一個往政權集中、言論緊縮、國進民退的政治制度，絕非台灣財富所偏好的制度選擇。
事實上，台灣是衝突點，更是解決點。我們期待關於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可以經過這次爭端更得淬煉，當美中放下歧見，台灣將是北京對世界施展善意的最好施力點，如果中國停止武力逼迫，轉而對等的與台灣開展和平對話，將可為目前戰雲密布的美中爭霸，撥開雲霧見天日，帶來世界和平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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