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與相對較低衛生條件的監獄裡，每位感染者都將把病毒傳給8.44人之多。（圖／記者周宸亘攝）
疫情尚未降溫的今日，矯正機關的防疫工作仍只能用混亂來形容，新冠病毒自武漢爆發的這過去一年半裡，矯正署並未從各國監獄付出的慘痛中吸取經驗，訂定迅速可行的計畫做因應，反而在國外公衛與防疫經驗業已被證實無效的措施上打轉。
雖然司法院與法務部於本土疫情爆發後開始減少移送，以期於源頭端減收為矯正機關做降載，然而收效極為有限。再者，新收入所及與各監之間的移動人口未先行做採檢，染疫風險反而因此大增。前篇提及的聖昆丁監獄慘劇即是未行採檢移監釀的禍，終致整個加州的疫情失控。
2020年3月，嘉義及屏東監獄購置為數不少的塑膠袋，用以更換家屬裝會客菜餚的內外袋，並重新打包，說是為了避免可能附著的病毒傳入戒護區，然而這種做法對防疫的效益極低，更易讓食物在換裝過程中遭受污染，也與減塑政策背道而馳。一位公衛出身的朋友就此去信矯正署，得到的回應是：「食物包裝袋上若殘病毒恐易造成機關防疫破口……，依權責調整規範檢查密度，洵屬正當」。但令人費解的是，既然擔心食物包裝袋殘留的病毒會造成防疫破口，那為何這樣的美意不讓全國矯正機關一體適用，以召防疫之效？
矯正署2021年5月底最新的函示是，要求各矯正機構對所有進入戒護區的車輛進行消毒，但是對成天風吹日曬雨淋，又不會有人去摸、去舔的車體消毒，根本毫無實益，這在國外公衛經驗早已印證是無助防疫的作為，但在台灣卻是各監所的重點防疫措施。甚至有機關首長深恐漂白水消毒不夠徹底，還叫人拿整罐乾洗手對救護車外表噴過一遍。這種跟著感覺走的防疫方式源自於恐懼，其導致的結果是，不計代價防護造成的浪費，以及害怕物資缺乏而過度的惜用。
曾有戒護同仁穿了整套防護衣戒送急診，到醫院就被醫護罵穿得如此誇張，不僅沒有必要，還會引起院內病患恐慌；另一監所的同仁則是眼巴巴地看著護理師要收容人把防護衣脫掉才能進醫院，這令戒送的同仁面面相覷：到底我們包得密不透風是在幹嘛？還有，提供同仁防護衣著裝，卻沒給鞋套、手套，綁帶也沒綁上就直接出勤的，既然把它當隔離衣穿，又何必花三倍的價格採購防護衣來糟蹋？
另一個極端是，要求同仁辦理新收業務時，穿過的防護衣不能丟，要自行找地方晾掛後收存，留待再辦新收時拿出來穿，就連破損、失去防護功能都還得繼續使用，這簡直是拿基層的命開玩笑。個人防護裝備（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即使可以隨時取得，方便取用，但若不知何時該用？該怎麼用？什麼時機用什麼裝備？缺乏明確統一的指引又沒有衛教，這樣的防疫簡直跟耍猴戲沒兩樣。
實事求是的防疫，不該是拿消毒液噴車，或是用漂白水擦幾百年都沒人摸過的圍欄。讓我們看看2020年3月，科技部從《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得知新型冠狀病毒在銅表面僅能存活4小時後，就購買銅箔將其裁剪後貼在會頻䌓接觸的按鈕和門把上，再每天定期消毒以降低感染的可能性。可惜矯正署內的矯正醫療組並無公衛與感控專才，似乎也未曾外聘此領域的專家委員，只靠定期跟衛福部開開會，不僅訂不出確切有用的防疫策略，更難以掌握各機關的防疫現況。再者，矯正醫療組在矯正署內部是個長期不受重視的幕僚單位，署長及各監所首長執意要做的事，哪怕再浪費人力、物力、時間，又無實效下，也只能幫長官背書到底。台灣獄政防疫不走科學實證路線而偏重感覺，也就不讓人意外。
史丹佛大學與長期研究監獄公衛的耶魯大學醫學院合作，於2020年9月9日於《流行病學年鑑》（ Annals of Epidemiology）發表一篇以美國某座感染COVID- 19的大型監獄為模型的論文〈Estimation of COVID-19 basic reproduction ratio in a large urban jail in the United States〉，分析該監檢測陽性中有症狀、無症狀感染者中康復及死亡的人口統計數據，並加以演算模擬。研究結果發現，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與相對較低衛生條件的監獄裡，每位感染者都將把病毒傳給8.44人，傳播速度相當於2020年2月爆發群聚感染的鑽石公主郵輪號的3.6倍，武漢爆發疫情的4倍之多。若矯正機構沒有迅速做出應有的反應，則傳播速度會更快。
對傳播速度沒概念的話，一起來回顧前面提到的2020年鑽石公主郵輪號事件，一名感染者1月20日登船，於23日出現咳嗽症狀，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月5日到3月15日這40天裡，確診人數從10人爆增為712人，最終導致14人喪命。
防疫是跟死神賽跑，台灣獄政的防疫工作卻仍站在起跑線上。
獄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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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蔚，台灣獄政工會常務監事，畫家，獄政改革倡議者，服務於宜蘭監獄，著有《獄卒不畫會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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