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益世收賄案為什麼這麼難定讞，難就難在「民意代表收錢辦事」，要涵攝適用哪一條法律？（圖／記者邱中岳攝）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控在2010年立委任內，向爐渣業者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收賄6,300萬元，施壓中鋼賣爐下渣給地勇公司，高院更一審最近依公務員假藉職務恐嚇得利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10月，這是疫情肆虐下少數宣判的案件。
這個案子發生後，因為涉案人的身分一直備受矚目，經過近十年的司法程序（僅就林在立法任內收賄部分論述），台北地院一審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褫奪公權5年」，高院改依「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而最高法院認為高院判決林益世違背職務，但《立法委員行為法》僅係立法委員義務與基本權利、利益迴避、倫理基本規範等概括性抽象法律，並非與立法委員執行職務有直接關係之法令，所以林益世到底違背什麼職務沒有查清楚，撤銷發回更審。近日宣判的高院更一審則贊同地院的見解。
公務員收賄要依法定職權說或實質影響力說
該案歷審都認定林益世有收錢，收了不該收的錢，被判罪是天經地義，可是審判那麼久了，還在更來更去，老百姓的記憶模糊了，就算最後定罪了，能夠達到澄清吏治、整肅官箴的目的嗎？
這個案子為什麼這麼難定讞，難就難在「民意代表收錢辦事，要涵攝適用哪一條法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院行使之職權包括：議案審議、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聽取報告與質詢、同意權之行使、覆議案之處理、不信任案之處理、彈劾案之提出、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文件調閱之處理、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行政命令之審查、請願文書之審查、黨團協商等，所以向中鋼、中聯等民營企業喬事情，看起來與立委法定職務無關，高院更一審判決認為，中鋼與中聯之所以配合辦事「並非因其立委職務，而是來自黨政、地方的豐沛影響力」。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是公務員從人民手中得到利益，並且違反自己職務上的相關規定，該罪的構成主要是以利益換取違反職務上規定，所以個案中要爭執的正是：利益的對象是否就在於該公務員職務範圍內？因此才會有「法定職權說」與「實質影響力說」的爭議。
「法定職權說」是指，這個職務是公務員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的職務，基本上只限於對該業務有執行或監督管理之人，民意代表收錢喬事，進而遊說、關說、施壓，這些都不屬於民代的職權，不會構成收賄罪；「實質影響力說」則指，公務員透過其法定職務權限，對於其他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有關公務決定或執行，實質上產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都屬於職務。
最高法院歷年來對於公務員收賄罪有關職務上之行為，原則上採取「法定職權說」，但在前總統陳水扁「龍潭工業區購地賄賂案」改採「實質影響力說」，認為「基於『行政一體』之上下監督關係，總統對於行政院重大政策或各部會之行政行為，一旦親力親為，親身參與，影響、干預或形成特定結果或內容之決定時，均與其總統職務具關聯性，為其職務實質影響力所及，自屬其職務上得為之行為」。「實質影響力說」也要以法定職務為前提，再依據不同個案擴張，才不至於太浮濫，但已經發生的幾件個案，法院又有不同的認定，學者批評這是「伸縮自如的實質影響說」，恐會葬送法治國的罪刑法定原則。
仿效國外增訂公務員物斡旋賄賂罪
高院更一審判決認為，林益世運用豐沛的人脈所產生的影響力，向中鋼、中聯經營階層請託、施壓、恫嚇，使其等不得不配合而同意合約，構成恐嚇得利罪。但立委透過影響力，造成他人心理受拘束而影響、干預或形成特定結果或內容的決定，其實應該更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罪，另一位前立委高志鵬就是依據該法條被起訴定罪，如果檢察官當初是用這個法條起訴，可能就不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由於刑罰的嚴厲性，法治國家都要求《刑法》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則，部分民代藉由個人影響力去影響他人的職務行為，又藉此獲取利益的情形屢見不鮮，該如何處罰又眾說紛云，無啻是對於法治國家的傷害，更直接影響到裁判的公信力，建議可仿效外國立法例，增訂公務員斡旋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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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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