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指揮中心該對獄政防疫措施做一個通盤的審視，訂定出更迅速且明確的決策，不要讓監獄成為防疫破口。（圖／視覺中國CFP）
在防疫物資缺乏及疫苗研發跟不上疫情的情況下，有超過122國的矯正機構發生群聚感染，全球至少有532,100名收容人確診，3,931名死亡；即便防疫已逐漸步入正軌、物資到位、疫苗逐漸普及的現在，仍有不少國家的監獄飽受疫情所苦。48個以上國家的矯正人員，為防疫導致長時期過勞，選擇離職的人數也不斷攀升，直至今日，獄政人員的染疫確診和死亡仍是現在進行式。
對矯正人員實施衛教、配發個人防護裝備，重新規劃值勤時間、交接班方式與備勤空間；配予收容人口罩與肥皂並要求勤洗手，實施監內衛教，體溫監測、定時清消，動線重新規劃，分艙分流、定期篩檢等等，已是全球多數監獄的日常。經過一年半的防疫，各國監獄累積了不少經驗，在防疫措施上也不斷做調整，但因國情、國力及對病毒認知上的不同，交出的成績當然也有好有壞。
監獄在發生群聚後，疫情通常會向鄰近社區擴散，為阻斷機構內的傳播鏈，無可避免的必須提高管理強度，但相對使得治理難度大大增加。
分艙分流使得活動空間更形限縮，人與人之間的摩擦也就無法避免，加上隔離日久，衛生條件更難以維持，緊繃的氣氛會因為小小的齟齬而走向失控，收容人與收容人間原本相處的默契、矯正人員與收容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感，便會消融瓦解，往往也會引發衝突。在面對焦躁的收容人時，疲勞與壓力易使矯正人員在處理戒護事故時失去耐性，一不小心施用強制力就會演變為純粹的暴力。
面對遙遙無期的疫情、對解封的期盼，與害怕失去生命的恐懼，會讓人開始對防疫措施感到厭煩與抗拒，衝突的規模只會愈演愈烈，疫情控管也就難上加難。無論對收容人或矯正人員，在承受如此高壓與恐懼下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即便在疫情結束後也很難恢復。
各國獄政防疫政策
正因為矯正機構是疫病溫床，聯合國、世衛組織及各國維權團體才會再三呼籲各國政府減少或釋放一定比率的囚犯，在疫情爆發這種非不得已的情形下，降載機構容額，釋放對社會危害性較低的收容人，藉以降低疫情傳播與管理難度。就連北韓，也在2020年底釋放了7,000名勞改營囚犯。
而疫苗施打率高於50％的以色列，不僅接種比例居全球之冠，在克服疫情初期物資不足的窘境後，確保30個矯正機構的9,000名矯正人員與14,000收容人皆有足夠的口罩與肥皂，勤務制度上也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將值勤方式改為24小時輪值後，讓工作人員休息兩個整天。
以色列的監獄防疫之所以能夠繳出亮眼的成績，源自2020年3月17日徹底實施分區隔離，並將獄中收容人社交距離拉長至3公尺，遠大於其他各國的6英尺（1.82公尺），但也由於大幅限縮收容人接見及視訊接見、甚至律師接見的時間，並取消收容人休假返家，而引發各界不滿。
中國的獄政防疫則有著濃厚的極權色彩，除了重辦失職人員外，也實施最嚴格的隔離管制。2020年2月13日，山東任城監獄爆發全球第一起監獄群聚，省司法廳長及監獄長等共8人被拔官，事後被依「玩忽職守」判處一到二年三個月不等的刑期；隨後浙江亦傳出有獄警刻意隱暪武漢旅遊史而將病毒傳入十里豐監獄，監獄政委與監獄長同遭免職，該名獄警下場似乎不難想象。封閉隔離的對象包括人犯及獄警，也就是採行最嚴格的人員管制，獄警除了監獄內值班與下班返家外，還需至指定處所隔離，也由於獄警耗在隔離的時間比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還要長，中國管理局對此放寬管制，讓獄警可以攜帶手機值勤，以解思親之苦。
至於超買疫苗並已普遍施打的美國，矯正人員接種意願不高反低，多數人寧可冒著染疫風險也不願接種，只因不希望副作用影響生活品質，但這樣的決定不僅讓不少獄政從業人員因此罹病死亡，也讓所服務的監獄疫情難以掌控。
台灣監所防疫需通盤檢視
打從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的初期，台灣因邊境管制得宜，成功阻絕病毒於境外，但我國的第一線執法人員在疫情中其實相當不受重視，在警消陸續傳出染疫後，政府才匆匆調整疫苗施打順序，而一向被邊緣化的矯正人員即使從第六類調整為第五類，同仁正要開始接種之際，卻因媒體質疑高雄兩監獄跳級開打，疾管署即暫緩矯正機關人員疫苗接種，無形中增加了監獄成為群聚破口的機會。
矯正署在防疫作為上仍維持防堵策略，但已然進入社區感染的台灣，現在又有傳染力特強的Delta變種病毒株時，監所現行的防疫措施是否能擋得住不斷變化的病毒，疫情指揮中心或許該對獄政防疫措施做一個通盤的審視，並訂定出更迅速且明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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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蔚，台灣獄政工會常務監事，畫家，獄政改革倡議者，服務於宜蘭監獄，著有《獄卒不畫會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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