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火蟲之墓》內幕曝光！當年其實「未完成就上映」。（圖／翻攝自日網）
文／鈴木敏夫（吉卜力製作人暨董事）
摘自／新經典文化《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
回顧《螢火蟲之墓》其實很痛苦，不僅內容非常沉重，整個製作過程彷彿每天走在鋼索上，現在回想起來仍苦不堪言。
最早出現問題的是劇本。
套用高畑先生的話，電影分成兩種：讓觀眾將自己投射到主角身上的電影，與不是這樣的電影。宮崎駿的電影屬於前者，從《風之谷》到《風起》，宮先生的作品始終讓觀眾為主角的一舉手一投足興奮，也為主角喜、為主角憂。另一方面，高畑先生的作品風格則傾向於後者，讓觀眾與所有登場人物保持距離。（＊備註：宮先生原文為「宮さん」，是鈴木敏夫與高畑勳對宮崎駿的暱稱。）
高畑先生當時舉的例子是渥美清在《男人真命苦》中的無賴阿寅。觀眾在看電影時，絕對不會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阿寅身上，而是客觀地審視阿寅這個「怪人」，從中得到樂趣。換言之，高畑先生的電影是知性的娛樂。我很佩服，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那，《螢火蟲之墓》到底該怎麼拍？
之所以產生這個疑問，是因為原著明顯可以看出野坂昭如先生對妹妹有很強烈的罪惡感，如果照著拍，就會讓觀眾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清太身上。高畑先生喃喃自語：「我不想描寫自憐自傷的劇情。」這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高畑先生寫的劇本乍看忠於原著，內容卻變成由清太主述妹妹節子的故事。
「請延後上映。」
《螢火蟲之墓》在進度一再落後下，製片人原徹與高畑先生終於不再講話，關係十分惡劣，這樣下去遲早會鬧翻。
簡單地說，情況會變成這樣，全是因為高畑先生完全不聽從原先生的建議。製作到尾聲，原先生認為一定要趕上放映日期，基於好意趁高畑先生不在的時候，指示工作人員為賽璐璐片上色，結果全被高畑先生推翻。
而宮先生該說是愛湊熱鬧？古道熱腸？還是多管閒事呢？總之他又叮囑：「鈴木先生，還是三個人好好談談比較好喔。」確實沒錯，所以我與原先生、高畑先生在吉祥寺的第一飯店開了個房間，關起門來促膝長談。當我走進房間，正要開口的時候，內線電話突然響起，我接起來，是宮先生打來的，還問我：「談得如何？」（笑）我說：「什麼如何，我都還沒開口呢！」就把電話給掛了，開始三方對談。就結果而言，果然鬧翻了。
至於都談了些什麼，細節我已經記不得了。硬要說的話，原先生是九州人，非常重視日本傳統的人情世故，高畑先生則把作品完成度擺在第一位，是堅持凡事都要合情合理的現代人。所以這兩個人的主張從出身背景就注定南轅北轍。
與此同時，新潮社內部也開始出現了「新潮社的第一部電影要是趕不上放映可是會鬧上新聞」的聲音。
直接以「線稿」上映
為何會拖這麼久呢，就我所見，高畑先生內心深處其實有個「只要能拍出好電影就死而無憾」的念頭，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也因此，我無從揣測他怎麼看待「趕上映」這件事。
走進《螢火蟲之墓》的繪圖現場，最先令我震驚的是一架B29轟炸機空襲神戶的場面。不只場面，高畑先生還仔細考據了當時B29是從哪個方向飛來，考慮到清太家的玄關與庭院的方向，據此決定清太抬頭往上看的時候臉要朝哪一面。我還記得他為了研究燒夷彈是怎麼爆炸的，不曉得從哪裡弄來一顆已經沒有殺傷力的燒夷彈，帶來工作室現寶。總之不管要畫什麼，他都會徹底調查到自己認可為止。這麼一來，想也知道會來不及（笑）。
《螢火蟲之墓》還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
在趕不趕得及上映仍未明朗的緊要關頭，宮先生又打電話到我新橋的編輯部，依照慣例，又是深夜一點過後。
「鈴木先生，我想到一個好辦法了，你來一下。」
不知道他又想到什麼了，總之我前往吉祥寺，抵達時已經凌晨兩點。宮先生帶我去一家有點古怪的酒店，在昏暗燈光下慢條斯理地掏出一張紙，紙上寫著「《螢火蟲之墓》叛變計畫」（笑）。還貼心地加上「遵照此錦囊妙計，《螢火蟲之墓》必能如期完成！」的引言，具體寫著已經完成的原畫要怎麼做成動畫、要怎麼上色等技術上鉅細靡遺的建議。這種雞婆的個性真是太宮崎駿了。宮先生故意壓低聲音告訴我：「這個計畫不能由我出面，只能由鈴木先生執行，所以，上吧！」我也辦不到啊⋯⋯結果我們從半夜互踢皮球到天亮。我至今仍小心翼翼地保留著當時的筆記。
到了最後一刻，那是再這樣下去真的會開天窗的節骨眼，為了再說服高畑先生一次，我從他家附近的大泉學園站打電話給他：「我現在過去。」高畑夫人代為轉告：「請您在車站前的咖啡廳等他。」我中午十二點走進咖啡廳，在那裡等了好長時間，高畑先生始終沒來，等他出現在咖啡廳，已經是晚上八點。如果他真的不願意就不會來了（笑）。他一來，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
「你知道保羅．葛林莫《斜眼暴君》幕後的故事嗎？」
我不知道，所以安靜地聽他說。簡單地說，《斜眼暴君》是一部法國電影，原本兩年就應該要拍完，結果花了三年，連一半也沒拍好，製片人又多給了兩年時間，還是拍不完。製片人氣壞了，搶走拍到一半的膠卷，打算強行上映，結果被導演保羅．葛林莫一狀告上法院。法國的法院很同情製片人的立場，但也理解葛林莫的心情，所以下達判決，要求「電影開頭請說明未完成就直接上映的前因後果」。
高畑先生的意思是「《螢火蟲之墓》能不能也比照辦理」，我當場斬釘截鐵地拒絕：「不可以。」高畑先生意外乾脆地讓步回應：「好吧。」
最後，高畑先生提出有兩幕沒有上色，直接以「線稿」上映的方案，問我：「鈴木先生，這樣你接受嗎？」我表示同意：「好吧，就這麼辦。」並代為轉告相關人員。
因為一路走來實在發生太多狀況，光是能上映，大家就已經鬆了一口氣。
我還清楚記得試映時的情況。試映通常都在白天舉行，《螢火蟲之墓》居然是在早上八點。因為我們熬夜趕工，直到最後一刻才交給發行公司，所以才會在這麼詭異的時間試映。新潮社的人也一起看了試映，直到看完整部片，都沒有人說得出半句話來。一般都會說點什麼，例如「很好看」之類的，但這部片實在太沉重了。
《螢火蟲之墓》帶給吉卜力的東西
結果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上映時，仍有兩個地方來不及上色，直接以線稿呈現。身為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當然覺得無地自容，但對外絕口不提這是未完成的作品。或許也有人會認為「應該要說清楚吧」，可是如果要說明，事情會變得很複雜，所以我下定決心「像這種時候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
沒有上色的場面是清太偷菜的地方，算是淒楚又震撼的一幕，因此很多實際看過電影的人都認為那是一種表現手法，不覺得是未完成的作品。
然而世上還是有火眼金睛的觀眾。我帶家人去澀谷的電影院看《螢火蟲之墓》時，宮崎駿的弟弟──同樣參與過《風之谷》製作團隊的宮崎至朗也帶家人去看。在電影結束的瞬間，至朗先生倏地站了起來，大聲問我：
「阿敏，這部片還沒有完成吧？」
在場所有人都聽到這句話了，真傷腦筋。
《螢火蟲之墓》在電影上映後仍繼續製作，終於在五月中旬大功告成，距離上映已經過了一個月。
後來《螢火蟲之墓》獲得許多電影獎，尤其外國人給的評價非常高，在法國還達成連續上映二十年的創舉，這也證明高畑先生的電影充滿近代理性主義的品味。
事實上，我們在吉祥寺一家「伊勢屋」裡舉行《螢火蟲之墓》的慶功宴時，主持人點我發言，我說到十八歲時看過原著云云，緊接在我後面致辭的高畑先生刻意站起來說：「我辜負了鈴木先生（感傷）的期待。」（笑）明明是慶祝的場合，卻堅持要自我檢討，或許所謂的創作者都不肯輕易放過自己吧。
至於那麼關注《螢火蟲之墓》的宮崎駿又是怎麼看待這部電影呢？這又說來話長了。他果然不願意坦然讚美這部片，所以一直雞蛋裡挑骨頭：「日本軍隊畫得太馬虎了，軍人的兒子會有這種遭遇太不真實了。」可是後面又爽快地承認：「《螢火蟲之墓》果然是高畑先生的代表作。」
▲高畑先生認為「《龍貓》是我過去與宮先生夢寐以求的頂點」。（圖／吉卜力工作室／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另一方面，高畑先生則對《龍貓》讚不絕口：「《龍貓》是我過去與宮先生夢寐以求的頂點。」至於他們「夢寐以求的頂點」是什麼？或許是從平凡的普通人身上微不足道的喜怒哀樂中找到戲劇性。舉例來說，林格倫（瑞典的兒童文學家，著有《長襪皮皮》等作品）有一部描寫一家人搬家的作品，故事完整飽滿。高畑先生想拍的或許就是那種作品吧。
相較之下，宮先生比較擅長《風之谷》或《天空之城》那種設定比較宏大的作品，但是《龍貓》卻也完美地呈現出小月他們搬到鄉下的畫面。非常了解高畑先生和宮先生的人看完《龍貓》的感想是「前半段好像高畑先生的作品」。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宮先生才更在意高畑先生對《龍貓》的評價，在意得不得了。所以聽到高畑先生說：「這不正是我們一起培育的作品嗎？」宮先生打從心裡喜出望外。
如今再回頭看，《龍貓》與《螢火蟲之墓》兩部片，的確為吉卜力打下很重要的基礎。假如當初自我設限，決定接續《風之谷》與《天空之城》繼續製作「令人血脈賁張的冒險動作片」的三部曲路線，格局應該會愈來愈小。經由《龍貓》與《螢火蟲之墓》挑戰把動畫拍成某種文藝作品的嘗試，而且還被大家廣為接受，無疑拓展了吉卜力拍片的深度與廣度。
後來在製作《魔女宅急便》時，宮先生逼我以製片人的身分，專心為吉卜力效力。如前所述，我當時處於蠟燭兩頭燒，既是雜誌總編，同時也是吉卜力的幕後工作人員，每天行程宛如地獄行軍般緊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讓我能站在比較沒有包袱的立場，與宮崎駿及高畑勳這兩位天才幾乎是費盡心思地往來，實在是很幸運。所以每次聽大家說「鈴木先生簡直是馴獸師」時，我也會捫心自問：「我到底在做什麼呀⋯⋯？」（笑）
★本文摘自新經典文化《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作者鈴木敏夫，吉卜力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製片人。此書為作者暢談與高畑勳、宮崎駿合作的過往，包括19部吉卜力動畫的幕後故事與秘辛，被稱為最好看的吉卜力故事，最爆笑又感人的創作現場，日本讀者盛讚：「這就是吉卜力30年多來的精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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