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勇奪金曲獎年度歌曲獎，卻在得獎後爆出「抄襲」爭議。（圖／記者李毓康攝）
榮獲2020年第57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在今年第32屆金曲獎上又勇奪年度歌曲獎，沒想到卻在得獎後爆出「抄襲」爭議，也讓演唱者盧廣仲被推上風口浪尖。
其實，一首歌曲包含至少詞、曲兩種音樂著作，此次事件爭議在於〈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以下簡稱〈刻在〉）的「曲」被指控抄襲了其他歌曲、而〈刻在〉詞曲作者並非盧廣仲，他只是「演唱者」，並非此爭議事件的主角，這是我們要先了解的。
到底什麼是「抄襲」
「抄襲」其實是個通俗、貼近我們生活的用語，且頻繁地被使用；然而，法律上並沒有抄襲的用語，而是講「重製」和「改作」。行為人在沒有得到權利人的同意之前，就擅自「重製」和「改作」他人著作的話，就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也就是前面俗稱的「抄襲」。至於有沒有抄襲，法律上會從「實質相似」及「接觸」兩個角度觀察。
所謂的「實質相似」，白話來說就是「像不像」；至於「接觸」，就是指有無聆聽過他人作品，但我們不能排除有兩個人在未曾「接觸」過對方作品的前提下，各自獨立創作出相類似的作品，即所謂「平行創作」的情況，此時兩作品的著作權可以分別獨立存在，也沒有互相侵權的問題。
而抄襲與否，在司法實務的認定上，是相當審慎的。其中，「實質相似」不只看「量」（程度、比例）的相似，也要就「質」（重要部分）的相似加以認定。原因在於，著作的種類很多，雖然文章類的「語文著作」在判斷抄襲時，用「量」（字數）來操作，較不困難；但是，在判斷像是音樂、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的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果只用和「語文著作」相同的分析解構方法作比對，常有其困難而失其公平，還需另從「質」的面向予以審認。
在考量「質」的面向時，實務上也認為，應特別注意作品之間的「整體觀念與感覺」，不應僅就兩著作以割裂的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最後，兩作品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的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民事判決）。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到底有沒有抄襲
〈刻在〉是否抄襲了經典西洋老歌〈Reality〉及另一首鋼琴曲〈自由が丘〉？同樣也要從上面的要件加以討論。
首先，是「實質相似」的判斷。筆者有聽過業界流傳曲有8小節相同就是抄襲的說法，但這並不是正確的理解。實質近似還是由司法機關在個案中就「質」及「量」進行判斷，並沒有一定的標準，老實說也有一定主觀成分在。
在這樣的理解下，〈刻在〉和〈Reality〉確實在副歌有一定的相似度（質），但是否就足以構成抄襲（重製），當以整首歌作為比對標準時（量），又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同樣的，在〈自由が丘〉比對上，也是一樣的狀況。因此這界線究竟要嚴格或寬鬆，如何決斷？這都是在認定「實質相似」困難的地方。
其次，從另一個角度「接觸」來看，認同〈Reality〉被抄襲的朋友可能會強調該首歌非常有名，音樂業界實務人士曾「接觸」過該作品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反對者則認為，不管〈Reality〉的知名度如何，〈刻在〉的創作者相當年輕，成長的世代有一定的差距，未必有接觸過該首歌。
類似「有名不等於有看過」的例子還有：在幾米繪本與江蕙歌曲MV（屬大信唱片）的案子裡，法院就認為，即使幾米繪本具有一定知名度及影響力，也不代表被控侵權人就會注意且閱讀該繪本。另外在王心如歌曲〈到底愛怎麼了〉被控抄襲的案例中，法院則認為，告訴人無法證明發表歌曲時被控侵權人身處現場，因此無法構成「接觸」的要件（註）。
反觀〈自由が丘〉雖然相對是比較新的作品，但〈刻在〉的作者是否真有接觸〈自由が丘〉，在判斷上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佐證。當然，各位讀者應該已經能發現：權利人要證明「接觸」這件事，其實並不容易，所以我國實務上對於「接觸」與否的認定，也並不限於用證據證明作者有「直接接觸」其他作品，還可以從間接的角度來輔助觀察。
比方說，當被控侵權人及著作權人的著作「明顯近似」（striking similarity），足以合理排除被控侵權人有獨立創作的可能性時，就不必考量是否有其他接觸的證據，可直接「推定」被控侵權人「曾接觸」著作權人的著作，著作權人不必另行舉證（此可參考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4年度民著上易字第15號民事判決）。白話來說，就是以「哇，不可能有這麼巧合的事情，你八成有聽過」的態度，減輕權利人在舉證上的困難度。
行文至此，讀者應該可以發現：所謂「抄襲」的一句簡單評論，在法律上其實有相當複雜的判斷步驟，且實際操作下，也還是有很多不確定的爭論空間。
金曲獎項該被收回嗎
談完抄襲，接著我們想一併談談「主辦單位的為難」，畢竟很多朋友會質疑，為什麼主辦單位對於這樣疑似抄襲的事件不撤銷參賽資格、追回獎項？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看《第三十二屆金曲獎報名須知》、《金曲獎獎勵要點》等參賽規範。
其中，《第三十二屆金曲獎報名須知》規定「年度歌曲獎：應為全新之創作單曲（包含詞、曲及演唱）」。但「全新」的定義是什麼，原本就有一定的解釋空間，而因為定義所產生的爭議，也時有所聞，例如2020年王若琳翻唱專輯《愛的呼喚》拿下第31屆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獎」時，也曾遭質疑「翻唱」何以有資格得獎。至於《金曲獎獎勵要點》第六點則有提到「入圍者或得獎者有參賽身分不符規定、作品不實、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令情形者，本局得於事實確認後，撤銷其入圍或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領得之獎牌、獎金或獎座」。
確實，參賽規範列出了「違反《著作權法》」是撤銷得獎資格的事由，但要怎麼「確認事實」？其實最終還是需要透過公正的司法機關進行判斷，畢竟茲事體大。因此，我們要期待主辦單位事前確認某作品是否抄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在這次的事件，是因為拿來對照的歌曲有一定的知名度，容易讓旁觀者的你我進入到情境中而引起討論，但如果這次涉及被抄襲的作品是冷門小眾的時候，又該怎麼辦？
我們認為，影音產業局或類似主辦單位，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在競賽規章中要求申請人、參賽者聲明作品為原創及未侵權，但真的有發生這樣的法律爭議時，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認定風險下，還是由司法機關做最後判斷會比較妥適（確定判決認定侵權，就取消資格收回獎項，就像運動選手事後被發現使用禁藥而撤銷獎牌）。
創作很難被抹煞卻很容易
事實上，作品的創作，特別是商業作品，很難橫空出世。一個作品的產生，其實是作者整個生命歷程的結晶及反饋，在這過程中要完全隔絕、不接觸及不學習他人的創作，是很難以想像的。換句話說，這些學習的積累都已經內化為創作者的一部分，這或許也是創作不自覺會流露出某些作品影子的原因，但這和單純複製描圖去浮水印去簽名的抄襲已經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認為「學習及借鑑」不代表容許「整碗端走及移植」。這次的事件（包含〈刻在〉後續延燒出的電影劇本抄襲、授權爭議）給大眾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讓我們深刻理解「抄襲」的議題有多複雜。
我們要強調的是，指控「抄襲」是很簡單的一句話，卻能輕易抹煞許多創作者的努力，甚至可能對當事人造成一輩子的陰影。尤其是原創者也不認為侵權的同時，或許大家應該對於創作有更多的尊重及理解。因此，本文希望，大眾能夠更理性地思考及看待這類事件，不要在證據不足的前提下，直接加諸結論（本文內容係基於公開取得之資訊進行說明，其他非公開資訊不在本文評論範圍內）。
註：關於以上兩個案例的詳細論述，有興趣的讀者也可自行參閱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上字第1252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度智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陳全正、黃淑雯，律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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