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打疫苗後產生不適者的被害補償制度缺乏正當程序保障，使得這一條被害者補償道路更顯漫長。（圖／路透）
由於施打疫苗而猝死者，欲證明因果關係的存在，才能請求國家賠償，實有相當的困難，故基於福利國家原則，就有被害救濟補償的制度產生。只是現行的被害補償制度，缺乏正當程序之保障，就可能因此喪失當初的立法目的。
關於接種疫苗而被害，於英美法系向來認為主權免責，並以國王不能為惡之理，否定國家賠償責任。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此種帶有專制色彩的想法，也逐步受到挑戰，而轉向裁量免責的方式處理。
預防接種是為實踐國家的健康政策，故為避免製造疫苗的廠商受求償，這種裁量免責的範圍，也會擴及疫苗製造的廠商。只是如此的免責，就使可能受疫苗副作用而受害的民眾，必須自我承擔風險，實非現代福利國家該有的現象，也就有了預防接種的被害救濟制度。
相對於此，在我國，對於因預防接種而被害，國家與製造者是否可因此免除任何法律責任，實無任何法律明文。也因此，當國家以緊急授權的疫苗，並因此給予製造者免責的聲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實屬有疑。惟證諸現實，疫苗受害者即便要向廠商或國家求償，必得面臨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窘境，可能因此卻步。也因此，《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才規定，於預防接種被害，可以向國家請求被害補償。此被害補償採取無過失責任，且並無要求因果關係，而是採取有高度關聯即予以救濟的方式，以能讓被害者，迅速獲得補償。
只是目前被害補償的相關實體與程序規定，竟是完全委由衛福部以頒布《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來補充，法定性實有不足。而根據此辦法第9條，對於被害救濟的請求，必須設立被害救濟審議小組，但根據第10條，此小組成員為19到25人，涵蓋醫療衛生、解剖病理、法學專家、社會公正人數，但僅言明，法學專家與社會公正人士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又是由衛福部自行委任，其外部性明顯不足，也難脫球員兼裁判之質疑。
而依據辦法第12條，申請人雖可聲請到場陳述意見，但是否能到場，也是由審議小組決定，且就算到場，能否有律師或輔佐人陪同，以及能否自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出席，此辦法全付之闕如，致使被害救濟程序形成一種獨斷，甚至是秘密審議。也因此，原本應該是較請求國賠寬鬆的被害補償，還是得在不予救濟後，繼續走向行政法院為救濟，既是漫漫長路，也不易取得勝訴。
為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對於被害救濟補償，必須有更嚴謹的規範，並強化對申請人的程序保障。尤其是審議小組的成員，實不宜由主管機關自行委任，而應是徵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形成一個大水庫，而當有案件申請時，再由此抽選出委員，以來保證審議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對於被害申請，家屬所要的是真相，而不是金錢，唯有公正、公開、客觀的正當程序，才能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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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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