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監護處分僅是社會安全網的最後端，修法時應從衛福部主管的《精神衛生法》全面檢討，才是解決之道。（圖／視覺中國）
關於精神障礙犯罪者的刑事處遇成為司法的重要課題，而現行的刑事監護處分，除了決定過程欠缺正當程序外，是否該有5年的上限，也是爭議的焦點。到底如何修法，就成為一個難題。
依據《刑法》第87條第1、2項，因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而不罰或得減輕其刑時，若有再犯或危害公安之虞者，法院可對之施以監護處分。而根據同條第3項，最長期間5年，但於執行中，法院認為無執行必要，可免其處分的執行。
故於宣判時，是否施以監護處分或多少年，甚至是否免除執行，都屬法官的裁量權，這就不免會有恣意決定的疑慮。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僅規定有免於執行之必要時，由檢察官向最後事實審的法院為聲請。換言之，對於是否監護處分，就僅能在本案審理時，一併為考量。
惟現行審判制度，關於犯罪事實與量刑的審理並未分離，就很容易在訴訟前階段，檢察官即提出許多對被告不利的習性或犯罪前歷，致易形成有罪的預斷。而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罪與刑的辯論有分離，但在審理不分離的情況下，被告方若為無罪答辯，若進行量刑辯論，不啻自認己罪，若不欲辯論，卻又怕法院判決有罪，而無機會為從輕量刑的答辯，致陷入一種兩難。
更糟的是，現行法似乎認為刑的辯論，亦包括保安處分，致於《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有關保安處分的調查與辯論等之規定。但問題是，刑罰與保安處分，本就是兩種本質不同的刑事處遇方式，前者重在對過去行為的懲罰，後者則是重在行為人的矯治，就不應將兩者合而為一。
以因無責任能力而判無罪的場合，並非一定得為監護處分，而是必須有再犯或危害公安之虞。而如此的判斷，與審判時的精神鑑定是在證明有無責任能力是有不同，致更強調未來的矯治可能性。惜於現行法制，於程序上，並無任何規定，也幾乎不可能在量刑時為辯論，最終的決定就完全是法官的專斷。而如此的規範欠缺，更會於2023年1月1日實施的《國民法官法》，產生更大的問題。
因在《國民法官法》中，仍未明文罪、刑審理的分離，僅有在辯論時分離，但也未規定保安處分的審理與辯論。同時，在評議時，也僅規定罪、刑的評議方式，卻對於保安處分的評議，付之闕如，實完全忽略保安處分於刑事處遇的重要性。
而更麻煩的是，還有被告因無責任能力而判無罪確定後，若施以監護處分，只要5年上限一到，即便矯治未完成或再犯風險高，就得加以釋放，這不免讓人擔心。故法務部提出，以3年為一期來評估，並由法院裁定延長。如此的草案雖可解決矯治未完即釋放的困境，卻因無最長期間的限制，就有使監護處分淪為實質刑罰，甚至終身刑的違憲疑慮。更無庸於現實面，到底能否找到司法精神病院適當地點的大難題。
關於刑事的監護處分，實僅是社會安全網的最後端，故在思考此修法時，對於最前端的預防法制，即由衛福部所主管的《精神衛生法》之檢討，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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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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