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中發生男大生因開車與瑪莎拉蒂轎車擦撞，致遭車上三人毆傷命危之事，引起社會震驚。雖檢察官以殺人未遂罪，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但警方於第一時間至現場，因鬥毆已經停止，未以現行犯逮捕，並於詢問後放人，就有是否縱放之質疑。這也衍生出一個問題，即現行犯逮捕，果僅以犯罪實施中為限？
雖於現實面，警察往往擔任犯罪調查的第一線任務，但就《刑事訴訟法》來說，檢察官才是偵查主體，警察只是輔助機關。警察於偵查中，若要為拘提，就得依《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3項，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僅有在現行犯的情況，才可為無令狀之逮捕。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2項，只要是在犯罪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就屬現行犯，任何人皆可進行逮捕。甚且，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3項第2款，凡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也是可以準現行犯加以逮捕。之所以會如此規定，乃因警察接受報案而趕至現場，往往犯罪已經結束，若於此時，還必須先向檢察官取得拘票，就會喪失逮捕的黃金時機，故法條就將現行犯，包括至犯罪實施後及準現行犯之情況。
換言之，若警察趕到報案現場，雖未見有任何毆打情事，若犯罪剛發生不久，且有如棍棒、球棒等的犯罪跡象，仍可以現行犯逮捕之。故以警察到達現場，已無犯罪情事，無法以現行犯加以逮捕，要非態度消極，即是凸顯執法者對法律的嚴重無知。
而依《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應即解送檢察官。這是因現行犯逮捕，畢竟沒有經過事前審查，為防止警察濫權逮捕或私自放人，就有了事後即時移送檢察官為審查的機制。不過，根據此條項但書，若是屬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或者是告訴乃論之罪已經撤回告訴或已超過告訴期間者，警察在得檢察官同意後，就可不予解送，而只移送卷證，即一般所謂的函送。
在已有人受傷送醫，且有犯罪痕跡下，警察不僅須為現行犯逮捕，也應立即解受檢察官為處理。即便認為是屬告訴乃論的普通傷害罪，但在被害人未明確表示是否告訴的情況，以及未經檢察官許可下，警察實也不能擅自放人。尤其此次事件，參與者為多數，又有人送醫急救，恐也逾越了普通傷害罪的範疇。甚且，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即被害人或其家屬，只要對其中一人提告訴，效力也及於其他共犯下，警察的消極以對，就應面臨濫權不作為的究責。
在這幾年，常可見警察對於走在路邊的民眾，僅以其自身認定所謂形跡可疑，即上前臨檢，若有不從，就以妨害公務罪等為現行犯逮捕，如去2020年9月竹北的黃媽媽事件及2021年4月的中壢詹老師事件。但面對如此離譜的濫權行徑，檢察官卻未能對相關員警為之究責。故此次警察涉及執法瑕疵的究責，恐不能簡單以行政懲處了事，而應為是否縱放人犯的刑事調查。就算警察不是故意，也會有《刑法》第163條第2項過失犯的刑責。若又是不了了之，恐又落入公權力只敢對付平民百姓、卻懼於惡勢力之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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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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