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超商店員因勸戴口罩而遭刺死，雖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在立法院答詢時，證實兇嫌並非精神疾病而僅是因失眠而就醫，但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即有精神疾病史，於刑事司法就會傾向於無罪的對待呢？
依據《刑法》第19條第1項，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行為控制能力者，行為人就無庸為其行為負責，致須判處無罪。故有無責任能力的判斷，就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就有無精神障礙，因司法者不具有此方面專業，就必須委請精神醫師為之鑑定。而在精神鑑定結果，確定有精神疾病後，還得由法官為有否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之法律評價。
至於有無精神障礙的判斷時點，不是在行為前或後，而是行為時，但由於時間無可逆轉，故精神醫師鑑定時，勢必得參考行為前是否有精神病史，以及於事後的相關卷證，甚至還得對行為人進行深度的訪談，以做出精準判斷。
故曾患有精神疾病只是精神鑑定參考資料之一，卻非全部。甚至就算有精神障礙，還是得由法官來進行違法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的評價。故將有精神疾病即等同於無責任能力，實是過度簡化，也忽略了法律的規範目的。
而目前於責任能力判斷的問題，首先來自於精神鑑定本身有否客觀性之質疑。因此等鑑定的對象是人心，則在精神狀態不可能處於恆常狀態下，實很難達到如DNA鑑定般的精準程度，致帶有高度的主觀性。其次，關於有否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之判斷，雖是法官專屬的權限，本不應在請求鑑定的範疇，但在其非此方面的專家下，仍相當依賴精神鑑定報告。凡此結果，既讓鑑定者與司法者各自分工的體系產生紊亂，也無法避免同一案件因法官不同，致在有罪、無罪間徘徊的困境。
更麻煩的是，一旦以無責任能力而判處無罪，雖可依據《刑法》第87條第1項，即有再犯或違反公安之虞，宣告監護處分，但期間最長僅為5年，此法定上限一到，即便有高的再犯風險，也不能繼續為監護。而就算修法將期間延長，甚至無期間限制，除了司法精神病院能否儘速建立的問題外，更有二次刑罰、終身刑的違憲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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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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