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者觸法，正是政府可以使力，讓他們接受治療、輔導他們進入常軌的時機 。（圖／視覺中國）
法務部和司法院就刑事司法的監護制度提出修法提案，正在立法院審議中。修法重點包括：（一）大幅延長監護制度原本五年的最高年限；（二）建置司法精神醫院和病房，加強對觸法精神障礙者的治療，卻輕忽社區處遇。諸多關心障礙者權利的團體都已對修法方向表達疑義，本文試圖解釋部分原因。
《刑法》第19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者，得減輕其刑；上述能力缺乏者不罰。《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而減刑或不罰者，若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期間為五年以下。因此，監護處分並非刑罰的一部分，而是一種為了使精神障礙者，透過治療或其他方式，而減少其再犯風險，進而保護社會安全的一種特殊的保安處分（所謂心智缺陷指的是智能障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根據監察院於2021年12月16日發表的調查報告，每年約有200位犯罪者被法院裁定監護處分，其中涉竊盜罪者約占三成，其次為殺人、傷害、公共危險等罪名。監護處分的時間有半數為一年，最長為五年，1／3於刑前執行，2／3於刑後執行。監護處分約90％在精神醫院進行，受監護處分者，行動受限，不能外出、外宿，治療模式以藥物治療為主、多樣性有所侷限，亦缺乏社區復健的轉銜機制。
此次修法肇因於2020年鐵路殺警案一審判決「無罪，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五年」引發群情激憤。其起因其實是對《刑法》第19條適用原則的質疑，也就是不認同精神障礙足以作為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同時將監護視為刑罰的替代，並認為罪刑不成比例。
此一誤解不應成為修法動機，因為多數人掛念的並非監護處分後之再犯風險仍高，而是懲罰不足；但時勢既成，政府應該審慎以對。監護處分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全，我們首先要理解精神障礙與犯罪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且比較各種治療模式，才能設計出有效降低再犯率的制度。
不是「沒病就不會犯罪」
精神障礙者的犯罪率不易估計，常倚賴歐美國家為主的跨國統計之綜合分析。數據指出，以思覺失調患者而言，其犯罪率約為一般人之四至五倍。進一步區分，思覺失調而未有物質濫用，其風險約一般人之二倍；但若合併藥物濫用，則犯罪風險高至約九倍，但並未高於一般人物質濫用之犯罪風險，顯示藥物濫用的風險高於思覺失調本身。近年來有關精神疾病與犯罪行為的研究指出，並非「精神疾病本身就會造成犯罪行為」；比較合理的說法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更常暴露於各種促發犯罪行為的外在因素，並且更容易受到這些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物質濫用、受暴經驗、缺乏正向人際關係、欠缺良好的求學與就業經驗、缺乏休閒活動等。因此，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沒病就不會犯罪」，更是為了改善他們對這些外在因素的應對能力。若能減少這些危險因素，當然更有幫助。
一般人印象中的精神疾病治療，通常是指抗精神藥物的長期治療，而且一般認知是要長期治療，若停止治療就有犯罪危險。但其實精神障礙多樣而複雜，即便都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但每個人對症狀的感受不同，對藥物治療的反應也有相當差異。有些人的症狀在服藥後少有改善，也有些人服藥後副作用太大而無法正常生活，也有些人停藥後產生嚴重的戒斷症狀。
▲司法、矯正、醫療、社政各體系間，未能交織成綿密的安全網，難以回應觸法精神障礙者在復原過程中的多面向需求。（圖／視覺中國）
許多研究指出，提供對話溝通和一個善意支持的環境，其重要性和有效性不亞於藥物治療。世界衛生組織和歐洲理事會在最近幾年，呼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和委員會的主張，認為應更謹慎評估藥物治療的適用時機，肯認藥物以外替代治療方式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推廣各種有效的社區治療模式。有效的治療應該不至於需要五年的時間才看得到效果。如果五年時間屆滿，也不能因為觸法者有精神障礙，就基於再犯風險較高而延長監護期限。一般犯罪刑滿出獄，並不以消除再犯風險為前提，因此這種作法構成對精神障礙者的歧視對待。
引起社會憂慮的，可能是印象中精神症狀急性期的不理性行為。思覺失調患者在急性發作期的犯罪行為雖然存在，但不如想像中那麼頻繁。當患者進入急性期時，最重要的是，以舒緩的溝通和安全的環境讓他們緩和下來。在台鐵犯下殺警案的鄭再由先生，認為他的朋友要合謀殺害他，再去詐領他的保險金，這樣的妄想反映出他在經濟上的困頓。犯案當天他曾經分別去兩個派出所、保險公司、社會局、議員服務處等五個地方尋求協助，但沒有人知道回應他的需求，也一再錯失避免悲劇發生的機會。將精神障礙者關在精神醫院無法解決他們在生活上的問題，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只會讓問題更棘手。
建構精神健康法院
美國已有四百多個地區設置「精神健康法院」，專門審理精神障礙者的觸法案件；這是一種結合司法、醫學、和社區治療的方案。統計發現，經精神衛生法院審理和輔導的犯罪者，其再犯率遠低於一般法院。
經過約二十年來的發展，大致可以整理出一些有效果的作法，包括：（一）要求參與者從事建設性活動（治療、接受教育、技能訓練、就業）；毒癮戒治；避免接觸引發犯罪行為的人、事、地、物。（二）正向的法庭審理經驗，包括與法官的良性互動，得知他們的立場被理解、受到法院尊重、理解法院程序。這個程序正義的經驗讓他們更能維持守法的生活型態。（三）從獨尊藥物治療的醫學模式轉成重視復原的社會模式，尤其是在健康、家庭、人生規劃、社區生活等方面的復原。藥物治療對某些人是有用的，但遠不足以帶來態度、想法、人際關係等方面的改變。
建構類似美國精神健康法院的這種社區處遇，當然需要比較複雜的跨政府部門合作，而且需要投注相當的資源。例如，為了確認社區中的障礙者是否遵從其治療、輔導和工作計畫，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能需要強化並擴充觀護人及保護官的職權和聘用，在司法和社政系統間發揮聯繫功能。但目前政府規劃中的資源運用並非朝此方向。政府的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分別編列34.6億元用於建立司法精神醫院，以及2.6億元用於開設司法精神病房，卻未投注於建構社區服務體制。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監護處分是在刑期前先執行，這個時點應以治療為目的；因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而辨識能力減損的犯罪者，應該給予相當的治療，其刑期才能達到懲罰和教化的目的。在目前監獄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設置更完善的司法精神病房有其需要，但應該用於觸法精神障礙者的刑期前監護或刑期當中，而非刑後監護。而且，再次強調，無論是刑前監護或在服刑期間，國家也應尋求對當事人最有效且友善的治療方式，並且在這個非常不利於障礙受刑人復原的環境中，提供足夠的支持與照顧。
有三分之二的監護處分是在刑期後執行。亦即，觸法者在刑期結束後，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在服刑期間所受到的治療，不足以控制其再犯風險，因此繼續剝奪其人身自由，施予以藥物為主的治療。相對地，本文認為刑後監護處分，其主要目的應是為了協助復歸社會。為達此目的，顯然社區處遇比較合理。
目前的修法草案雖然分別在《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及第46條之1規定有多元處遇並設有評估小組，但多元處遇的實質內容未見細部規劃，亦未明訂經費預算來源。《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之3只要求檢察機關在監護處分期間屆滿二個月內召開轉銜會議，並未完整規劃受處分人之社會復歸機制及其支持系統。從這些規劃看來，司法、矯正、醫療、社政各體系之間，未能交織成綿密的安全網，仍然各司其職，可能難以回應觸法精神障礙者在復原過程中的多面向需求。
美國精神健康法院的一個想法，值得跟大家分享。精神障礙者觸法，正是政府可以使力，讓他們接受治療、輔導他們進入常軌的時機。而且比起住院，採取社區治療的模式，是協助他們重啟正常生活的較佳機制。值此修法時刻，政府和社會都應仔細分析精神障礙和犯罪行為間的關係，並據以細膩設計適當的處遇方案，協助觸法者在各方面的復原、取得安身立命的機會，才真的能維護社會安全。（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上報》）
●黃嵩立、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