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技公司Theranos創辦人伊莉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被控詐欺，最後遭判4個詐欺罪成立。（圖／路透）
伊麗莎白·荷姆斯（Elizabeth Holmes），因創立薩諾斯（Theranos）公司，並推出愛迪生檢測器，宣稱只要一滴血，即可檢驗出各種疾病，引起話題。在諸多名人，如前國務卿季辛吉、前總統柯林頓等等的大力推薦與支持下，荷姆斯又被稱為「女版的賈伯斯」。
只是隨著時間推移，當初所宣稱的一滴血檢測百種疾病的承諾，似乎一一跳票。2015年，更有記者出版《惡血》（Bad Blood）一書，踢爆這根本是個大騙局。在謊言逐漸被揭穿後，市值曾高達90億美金的薩諾斯公司，也注定走向破產一途。
而在荷姆斯不願意與檢方達成認罪協商下，就被起訴11個詐欺罪，並於2021年9月開始進入陪審程序，且在2022年1月3日，遭判4個詐欺罪成立。如此漫長的過程與結果，就讓人思考：對於所謂經濟犯罪，是否適合由人民來審判？
雖然從現在來看，以一台機器、一滴血即可檢測出百種疾病的有無，似乎是個謊言，但於現今這個強調創意的時代，在某個發想提出之時，實在很難判斷到底是騙子、還是先知。舉個例子，目前世界首富的特斯拉老闆馬斯克，其在十多年前，開始著手開發可回收的火箭，甚至現在提出的殖民火星計畫，因科學發展的不確定性，馬斯克無論於過去、現在及未來，是否都會有人認為其是天才或騙子。因此在荷姆斯案裡，對於被告是否有詐欺的意圖與行為，就不能單以事後失敗的結果來論斷。
只是在惡血案裡，對於醫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否已經成熟，以及利用這些技術來募集資金等等，實皆涉及專業，這對於陪審員來說，絕對是嚴峻的考驗。
在荷姆斯案裡，由8位男性與4位女性所組成的陪審團，經歷長達18週的審判期間，並在長達7天的評議後，做出4個詐欺有罪、4個詐欺無罪與3個詐欺無法達成一致決的結果。在陪審制度下，因量刑是由法官進行，故陪審團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此案審判期間如此之長，除了被害者眾多外，即是所涉及的醫療科學與商業常規的複雜。這對陪審員來說，無疑是個極大的耐力與知識的考驗。而這樣的複雜性，自然也拉長了評議時間；尤其是陪審團評議，不能有法官在場，故對於評議前的教示，就會變得相當重要。但對於這類高度專業的案件，到底要如何說明，卻又是一大難題。而在陪審採一致決下，即便法官不希望有無法一致決的所謂僵局判決（hung jury）出現，但在此案中，仍出現3個僵局判決。凡此種種，自然也會讓人產生，此類案件是否該由人民審判的疑問。
我國《國民法官法》於2020年7月立法通過前，針對適用範圍，除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外，即是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如此的界定，就有可能使《證券交易法》中的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等罪，只要不法獲利超過一億元，就將成為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
惟在立法時，恐考慮到此類案件的複雜與專業性，致可能帶來審理的長期化，致於最終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為標準，就使經濟犯罪的案件，未能成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範圍。只是此類案件，往往因被告身分與地位的不同，總讓人有司法差別對待的懷疑，因此更賴平民參與，故於《國民法官法》實施6年後的總評估時，或許也該考量此類案件納入《國民法官法》的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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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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