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銘得／台灣該推疫苗通行證嗎？你所不知的潛藏代價

Covid-19肆虐全世界將近兩年，澈底改變人們生活、工作與往來的模式。隨著病毒不斷變種、推陳出新，疫苗也逐漸普及，開始有人討論如何與病毒共處。

其中一個方案，就是用疫苗通行證（Green Pass）——如民眾須持有施打疫苗證明，才能進入特定場所或從事某些活動，來替有保護力與沒保護力的公民做分流。然而，疫苗通行證看似解決了問題，本身卻又變成另一個嚴肅的人權問題。

比方說，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遊輪公司要求乘客出示疫苗施打證明，否則不予登船。這個舉動，被佛州州長指控是歧視，並一狀告上法庭，然而目前州法院判決，要求乘客出示疫苗證明並不構成歧視。

將目光拉回台灣，隨著台灣疫苗接種率提升，近來的防疫記者會，疫苗通行證的使用與否也成為熱門議題。由於記者會時間有限，部長只簡短回應：疫苗通行證可能與人權扞格。

本文旨在闡述，為什麼疫苗通行證可能對人權產生負面影響。首先聲明，我支持疫苗施打政策，也沒有反對或支持特定廠牌的疫苗，只針對疫苗通行證進行討論。

疫苗通行證與疫苗護照的差別

討論務求文字上的精確，才能有效建立共識。

所謂「疫苗護照」（Vaccine Passport）是用在國與國之間——涉及主權國家之間外交事務；而「疫苗通行證」，諸如Green Pass，則用於國內，屬於國內事務。

如果把前述兩種證明都通稱「疫苗護照」，討論上容易失焦混淆，變成「張飛打岳飛」。比方說，在設計疫苗護照的時候，會觸碰到「國際認證疫苗」的議題，以及誰是可以發出認證的國際組織，同時也會涉及規範人員跨境流動的相關國際條約。

反觀，如果討論國內防疫措施與「疫苗通行證」時，也同樣使用「疫苗護照」這組詞彙，可能不免就會有被混淆的人說：「給我國際認證的疫苗，不然我無法出國！」這就大幅增加了溝通成本。更何況，身為「國內事務」的Green Pass，勢必會成為另一個政治熱點，因此更應該與「疫苗護照」分開討論。

前面提到若要出入特定場所或從事活動，可能都與疫苗通行證有關，而其中室內設施除了公家機關，更包含民間單位——如餐廳、商店、電影院與健身中心。若強迫民間單位使用疫苗通行證機制，很容易就會演變為「歧視或政府干預民間自由」的爭議。

以美國為例，舊金山採取全美最嚴格的規定，所有室內營業場所的客人與員工都必須提供兩劑疫苗的接種證明。另一方面，除了佛州州長禁止公家機關以疫苗通行證當理由不為民眾服務，德州州長與其他共和黨執政的州也紛紛宣告禁止使用。

疫苗通行證的人權隱憂

疫苗通行證引發爭議的地方，就是把一部分的公民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像是餐廳、大眾運輸、營業場所或其他開放空間通通不能去。

為什麼進入公共空間這麼重要？漢娜‧鄂蘭在其《人的條件》中提到：進入大眾空間，給人看見自身的存在，是一個公民之所以成為公民的基本條件；人要發表意見、參與社會，首先要站出來給「他者」看見。如果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只能存在私人領域的個人，很難稱得上是個公民，而純粹只是為了生存而存在的勞動生物（Labour animal）。

疫苗通行證的效果，就是要把未接種疫苗的公民，排除在公眾空間之外，剝奪其社會與政治生命。儘管網路世界宛若另一個宇宙，公民要抗議還是得上街拋頭露面，爭取各階層民眾的認同，可見得實體世界的活動依然無可取代。

事實上，在2020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許多地區就以避免群聚為由，禁止了政治集會與街頭抗議，也讓當時進行中的政治抗爭被政府順理成章鎮壓下去，如香港與泰國。對比歐洲，多國民眾也上街「抗議」：捍衛他們「上街抗議」的權利；許多人更批評這些防疫措施是半軍管狀態。

回過頭來，如今疫苗通行證的出現，代表當時那些緊急臨時措施，都將進一步常態化（normalisation）。換句話說，管制措施，即將變成身分證那樣如影隨形，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也是疫苗通行證引起各界憂慮的主因之一。

現代社會的化外之民

當代知名政治思想家，阿岡本（Agamben）多次撰文批評義大利政府的疫苗通行證政策。

阿岡本最為人熟知的創見與關懷，是裸命（Bare Life），或稱例外狀態，意思是不被法律保障的化外之民。民主法治時代，公民的權利受到法律保障，未經司法流程，不得剝奪其自由；但有些人是例外，如難民與非法移民，他們的自由可以任由行政機構裁決。

然而，阿岡本指出，雖然沒有打疫苗的人，本質上是健康的正常人，並不是患者，但在疫情時代，尚未接種疫苗的人類，都會被視為潛在或無症狀的感染者，被劃入不正常的範疇，成為例外狀態。疫苗通行證，就是用來區分正常與不正常的歧視政策。沒有疫苗通行證的公民，就算身體健康，也被剝奪了自由，成為沒有法律保障自由的化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