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議員童仲彥因涉詐領助理費，台灣高等法院在2020年8月判決三年十個月有期徒刑後，最高法院於近來駁回上訴而確定。雖只要有詐領之事實，無論金額多寡，都應受到刑事處罰，惟此案詐領五萬多元，遭判如此的徒刑，無論於立法或司法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實有檢討之處。
依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直轄市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6人至8人，縣市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且每位議員助理費的總額不超過24萬元、每位助理的薪資上限則為8萬元。至於具體的核銷程序，法律並未進一步明文，而是依據內政部的函示，以議員提供助理名單、薪資金額與其帳戶，並由議會直接撥款。議會不可能去實質審查所提資料的真假，尤其議員服務的對象與事項多元且複雜，更難以查核助理是否為人頭，成為多起詐領助理費的根本原因。
而若議員提供不實的公費助理資料，並因此將助理薪資納入私人口袋，就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法定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重罪。若有議員被舉發或被訴追，並提出這些助理薪資乃用於為民服務而非為己所用之證據，能否因此免除或減輕刑事責任，就易生爭議。
如以童仲彥案來說，無論第一、二審法院，雖皆不認其清白，但針對不法所得的計算卻有出入。第一審計算詐領助理費為十二萬多元，而第二審則以大水庫理論，扣除被告另行自費委請助理的薪資，因此剩下五萬多元。凡此差別，既牽動量刑之輕重，亦暴露法律解釋的歧異性。
如此的爭議，本應期待最高法院能開啟言詞辯論以為統一解釋。惟證諸現實，最高法院至今開啟言詞辯論仍不多見，就只能寄望大法庭。只是在當事人聲請大法庭為辯論時，對於是否開啟皆採取書面審，聲請者無從得知程序進行至何處，自也無從當場表達反駁意見。更糟的是，駁回聲請之裁定，幾乎都是在下判決之時為宣告，若判決駁回上訴而有罪確定，就無任何救濟管道，致使第三審繼續停留在秘密審判的時代。故於童仲彥案，又將此大黑洞給再次凸顯出來。
《貪污治罪條例》採取重刑政策，但於第12條第1項明文，若貪瀆所得在五萬元以下，即必須減刑，如公務員詐取財物罪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變成三年半以上有期徒刑。只是如童仲彥案，因不法所得為五萬多元，就無法適用此必減條款，故第二審法院就以情節輕微為由，依據《刑法》第59條為酌減，以免碰觸罪刑相當原則之紅線。只是藉由此條文，並非必減而是委之於法官的裁量權，就難免於因案件而異的恣意與專斷。
也因此，對於《貪污治罪條例》充滿規範模糊之處，司法體系自應加以明確化。而長久以來，對於貪污治罪採取重刑化的政策，是否有違比例原則，恐也是立法者須全面檢討的重要課題。更重要的是，現行議員助理費用的相關規定，既無支用之彈性，也無因地制宜之權衡，更缺乏法定性，若不儘速修正，詐領助理費用的問題，就會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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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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