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貪瀆罪章在《貪污治罪條例》施行後，幾無適用空間，貪幾千元、幾萬元被判得比殺人放火還重，這是制度殺人。（圖／視覺中國）
近日司法實務幾件貪污案件判決，例如前台北市議員童仲彥詐領助理費51,842元，被判處3年10月（以下簡稱童案）、前花防部少將參謀長韓豫平詐領加菜金2,880元，被判處4年6月（以下簡稱韓案），引發社會譁然！
若同以詐領議員助理費比較，新竹縣某位議員詐領192萬元，只判3年6月；2013年間澎防部姜姓中校組長詐領加菜金10,000元，涉案情節比起韓案嚴重許多，最終也只判1年9月，褫奪公權2年。若再對比殺人放火、強盜性侵等暴力型犯罪，法定刑度雖然很重，但實務判決一減再減的結果，判決刑度遠比上述刑度更輕的情形，也時有所聞！難道只貪幾千元、幾萬元，對社會國家的危害性較殺人放火更嚴重？這就涉及到貪污罪的刑度規範是否合理，以及法官量刑的參考基準是否具正當性。
大部分《貪污治罪條例》規範的內容，《刑法》早就有規定，例如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工程收取回扣罪，本質上就是《刑法》瀆職罪章的收賄罪，有什麼理由拿額外的特別規定？這是因為制定之初的時代背景，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基於「治亂世用重典」的心態，就特定類型的犯罪作特別規定，且刑度規範上遠比《刑法》重了許多。
規定重大刑度的目的，是為了保護重要的法益，重要的法益是指該法益被侵害時，法秩序的和平狀態被嚴重破壞，人民會感受到較嚴重的不愉悅，或是雖然保護相同法益，但不同行為態樣對於同一法益的侵害與破壞，比較嚴重、危險性比較高，這時才有規定的必要。但現在是承平時期，卻仍適用戰時背景的產物，適當嗎？當初立法背景下認為的重大法益，現在還是嗎？可是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刑法》貪瀆罪章在《貪污治罪條例》施行後，幾無適用空間，法官也只能依《貪污治罪條例》來論罪，結果貪得幾千元、幾萬元，被判得比殺人放火還重，這是制度殺人、陷法官於不義！
尤其，由於刑度規範過重，法官在證據採擷上從嚴審查，貪污罪最後的定罪率不高，但公務員若以貪污罪被偵辦，許多權益立即受到影響，經年累月的纏訟折磨，名譽受損事小，有人甚至抱憾以終。
貪污犯罪的立法規定在偵查中自白可以減刑，由於屬於白領階級智慧型犯罪，檢調單位在蒐證上諸多不易，所以規定自白減刑，除節省司法資源外，也彰顯犯罪後有悔改之意。雖然犯罪所得在5萬元以下也可以減刑，但法定刑度過重，刑度在7年以上的二級貪污罪及5年以上的三級貪污罪，兩次減刑才有判處緩刑的機會；刑度在10年以上的一級貪污罪，就算減兩次也沒有被判處緩刑的機會。因此，碰到犯罪所得輕微的案件，想要被判緩刑，只有仰賴法官動用《刑法》第59條規定來減刑！
韓案就是缺少偵查中自白的減刑條件，童案則是兩者都不具備。由於貪污罪的證據評價經常有模稜兩可的情形，加上法官案件負擔繁重，坦承犯罪可以減輕撰寫判決書的負擔，法官的判決結果有意無意間會呈現坦白從寬的景象，所以司法實務上大多認為沒有坦承犯罪，法官鮮少會用59條規定來減刑，韓案就是如此；童案雖然用了59條，但犯罪所得超過5萬元，也都不能判處緩刑，歸咎原因都是法定刑度太重！
古人有云：「立法過重，人犯抵死不招，徒有流徙之虛名，致棄充餉之實用」，一味加重刑罰，肅貪效果未必有效。「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事宜則有功」，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的規定，已脫離制定之初時代背景的因素，刑度規定與罪行顯不相當，亟須重新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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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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