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航空難。（圖／翻攝CCTV）
記者陶本和／台北報導
中國在2022年發生東航空難、徐州八孩案，不過中共高層面對二事件的態度與作法皆不同。對此，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琮嬿提出3方向的分析，預期中共面對危機的因應，將更為僵硬，會比以往更限縮言論空間，這樣對社會過度壓制，導致更多不滿的累積，加深政權與社會對立。
2022年3月，編號MU 5735、搭載132人的波音737東方航空客機墜毀於廣西梧州，在事件發生後，中共採取嚴格的資訊言論管控，東航雲南公司董事長孫世英在記者會上全程照稿唸，不接受中外記者提問，也拒絕媒體到失事現場採訪；同時，也以遏止網路謠言為由，刪除27.9萬多條違法違規信息，處置2,713個帳號。
不過，2022年1月，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一位被綁著鐵鍊的八孩母親的影片被發布後引起網民對於人口拐賣的議論及批評，但中央在過程中並未介入，而是讓地方政府一次次在網路壓力下，推出調查報告。
針對中共面對兩事件的態度不同，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琮嬿撰文提出3點分析：分別為「事件發生時間點影響中共回應」、「事件主責的層級影響中共回應」，以及「強力控制言論將導致政權與社會更對立」。
首先，在「事件發生時間點影響中共回應」方面，方琮嬿表示，東航墜機發生在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在2月20日入侵烏克蘭，普丁（甚至外界）認為俄國會快速取得勝利，但烏克蘭抵抗讓戰事延燒至今，北京似乎也沒預料到戰事會拖延，加上他們在俄烏之間曖昧不明的態度，引起西方國家批評。
方琮嬿認為，這對於中共來說，時機非常敏感，東航墜機事件的相關訊息很可能會引發與戰爭有關的聯想，造成國內的民意動盪；因此，嚴格管控墜機事件的相關言論與訊息可能是中共為了要維穩所作出的因應。
至於徐州八孩事件，方琮嬿指出，關鍵影片是在1月28日被公布，在中國境內與海外網路上延燒一個多月，當時正是北京冬奧期間，是向全世界展現中共強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時機，對於尋求連任的習近平及需要政權合法性的中共來說特別重要，高層可能無暇顧及徐州八孩事件，就如地方政府也未將其視為重大社會案件，但這也在網路上形成輿論風暴。
接著，在「事件主責的層級影響中共回應」部分，方琮嬿表示，中共中央與地方可用委託—代理關係來比擬，根據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中共中央為委託人，地方為代理人，中央委託地方政府替其治理。
方琮嬿說，中央與地方存在著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代理人擁有資訊上的優勢，會出現投機利益行為，傾向對中央隱瞞甚至扭曲資訊；因此，根據此理論，越接近中央的代理人越難隱瞞扭曲資訊，也就可讓中央迅速的作出決策。
方琮嬿表示，因中共五級政府體制，形成冗長的「委託代理鏈」，代理鏈越末端的代理人則越容易隱瞞扭曲資訊，影響中央的決策。。
因此，在東航事件中，方琮嬿指出，負責主管航空飛安的單位為中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辦公室，由國務院下轄交通運輸部管理，為中央副部級部門，而危機發生後，中共高層可以快速要求主責單位即時回應、掌握情勢並作出收緊言論的決策。
至於徐州八孩事件，方琮嬿表示，這是發生在基層，事件初由縣級政府回應，在網民壓力下才由徐州市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介入，改革開放以來的地方政府為了怕被問責，而經常性的隱瞞資訊。
方琮嬿說，「委託代理鏈」過長的狀況導致從基層而上的層層隱瞞，確實可能造成高層在事件最初無法立即收到正確的資訊，而低估了此事件所引發的輿論風暴。
方琮嬿分析，中共高層可能覺得民意的批判不會影響到他們，因此在初期未做出收緊言論的動作；在事件初期，網民雖然要求政府調查影片中八孩母親的身世，當豐縣及後續徐州市政府作出回應後，網民大部分是對這兩個層級的地方政府批評與施壓。
到了2月15日，北京大學的100位校友向最高當局發布聯合公開信，懇求升高調查層級，而此舉也促使了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友也一同展開連署。
方琮嬿指出，公開信一發布沒多久就在網路上被封殺，在那之後微博上關於徐州八孩案熱蒐的討論度也下跌，顯示中共自那時才開始收緊關於徐州八孩案的網路輿論。
最後，在「強力控制言論將導致政權與社會更加對立」方面，方琮嬿認為，東航墜機與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地方基層到中央高層，中共在面臨危機時皆企圖掩飾資訊，漠視人民需要真相的聲音，為維護政權穩定，中共箝制內部言論空間，深怕來自民間的異議引起挑戰。
方琮嬿表示，今年秋天中共全大，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尋求連任，因此對中共而言，今年目標是將局勢穩住到年底，可以預期中共面對危機的因應，將更為僵硬，會比以往更限縮言論空間，這樣對社會過度壓制，導致更多不滿的累積，加深政權與社會對立。
▼總統蔡英文赴「國防安全研究院學」。（圖／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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