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英。（圖／《ETtoday新聞雲》資料照）
記者吳銘峯／台北報導
最高法院大法庭日前裁定，檢察官應負責舉證證明刑案被告的累犯紀錄，引起司法論戰大戰。「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理事長何俊英認為，「無法理解」大法庭裁定的用意為何？他強調，人民關心的應該是刑度是否妥適，而不是這些法律人是否卸責的爭論。
最高法院的裁定上月27日公布後，基層檢察官組成的改革團體「劍青檢改」隔天就發聲明質疑法院「自私甩鍋」，最高法院立即回應指檢方批評「流於情緒」。而「劍青檢改」細看最高院新聞稿後，發現對於累犯的說明內容超出原本裁定範圍，明顯是「司法行政」侵害「司法審判」，因此又發聲明，希望司法院將新聞稿撰寫人移付懲戒。對此，司法院、最高法院均發聲明回擊，之後也有學者加入論戰，一發不可收拾。
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理事長何俊英，7日也透過媒體指出，「累犯」加重刑度乃是法律明文規定，檢察官在起訴書中均會陳述被告的前案紀錄、審判執行結果等等，另外也會附上被告的前科紀錄表，包含入監或執行的紀錄，已經詳實負擔舉證責任。不過大法庭這次做出的裁定，卻又要求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還要經過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最後才能當作是否論及累犯以及加重刑度的基礎，讓他「無法理解」大法庭裁定的用意為何？
何俊英進一步指出，最高法院要求檢察官舉證被告是累犯，但又不准使用被告的前科紀錄表當成證據，那請問檢察官要如何舉證？要證明到什麼程度才能證明是累犯？這些應該都可以公開討論，而非最高法院自行決定。
何俊英最後強調，不論結果為何，人民總不樂見法律人為了這些細節而爭論，回歸司法為民的出發點，人民關心的應該是「刑度是否妥適」，而非院檢學辯各方爭執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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