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大法庭作出累犯裁定後，院檢互槓，爭執不休。（圖／記者湯興漢攝）
記者蘇位榮／台北報導
最高法院大法庭作出「累犯加重其刑應由檢方舉證」後，引爆檢方怒火，劍青檢改和最高法院間發新聞稿互槓，甚至連司法院也出來說明。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理事長何俊英指出，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到底是誰舉證，而是期待法院調查清楚，認定事實和判決合理；最高法院刑事發言人徐昌錦認為，檢察官必須善盡舉證責任，建議法務部修法，廢除累犯制度。
前科紀錄表未記載完整 累犯不易查清楚
最高法院刑事庭發言人徐昌錦表示，外界對大法庭裁定誤解甚多，其實，大法庭裁定的意思只是要檢察官善盡舉證責任，若是檢察官認為被告是累犯，請求法官判決加重刑度，那麼檢察官應該就被告構成累犯的事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實務上，常常看到檢察官提出被告的前科紀錄表來證明，被告的前科紀錄表可能幾十頁到幾百頁，但被告到底有沒有執行完畢或是殘刑未執行等等，前科紀錄表沒有記載完整，檢察官應該調查清楚，再拿到法庭上證明，不要呼嚨法官，更不能空泛，而是要具體負舉證責任，大法官的裁定並非無的放矢。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何俊英認為應從人民的角度看待累犯問題。（圖／ETtoday資料照）
何俊英：老百姓不在乎誰舉證 只在乎判的對不對
曾經擔任檢察官的何俊英，有豐富的偵查經驗，他表示，大法庭裁定的累犯裁定爭議，應從老百姓角度看待，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被告的累犯前科資料證據，法院能幫忙就幫忙，院檢應該和諧相處，檢察官若是偵查有誤，法官要適度職權介入調查，才能發現真實，若是法官不調查，放任檢察官，檢方往往握有武器，對被告反而不公平。
何俊英認為，最高法院要求檢察官舉證被告是累犯，卻又禁止檢察官使用被告的前科紀錄表做為證據，那要檢察官如何是好？檢察官要舉證到何種程度，才能證明屬累犯？其實，不管院檢怎麼吵，人民在意的是法官判決的刑度是否妥適，法官若認為檢察官舉證不足，可諭知調查，而非透過這種方式互推責任，觀感不佳。
▲最高法院發言人徐昌錦庭長表示，檢方認為被告是累犯法院應判加重其刑，檢方應具體舉證，不能空泛。（圖／最高法院提供）
非常上訴案竟然六成以上是累犯認定問題
最高法院刑庭庭長徐昌錦則指出，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的案件，每年大約二百件，其中約有六成與累犯認定及法律適用有關，但絕大部分是撤銷假釋、執行殘刑等事由所致，不能歸責於法官；反觀國外非常上訴的案子極少，每年頂多個位數，哪有像台灣，一年竟然有幾百件非常上訴，讓人以為法官亂判，孰不知，這些案子都是因為累犯認定問題以致提起非常上訴。
徐昌錦認為，從非常上訴案件量，可以看出累犯制度搞壞司法形象，既然在現制不易調查清楚累犯的證據資料，法務部不如修法廢除累犯制度。
徐昌錦解釋，法官量刑是綜合評價，依據刑法第57條列出的因子，一一審酌被告犯罪的動機、目的、有無素行不良等因子判決量刑，被告不管是不是累犯，只要有前科，就會併入量刑評價。若是廢除累犯制度，只要有被告的前科紀錄表，可作為57條的「素行不良」，法官量刑時會納入統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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